小包工头周抗就是一例。他带着十几个工人在中铁一局南京地铁小行站的车库工地干活，由于场地狭窄使得机械不能入场，他不得不增加人手，由此产生6万多元工资。由于轻信项目贾经理的许诺，他没有修改劳动合同。贾口头承认这笔钱的合理性，可就是以“我也没钱”拒付。这几天，周抗先去南京雨花台区劳动执法部门，劳动部门让他找信访部门，信访部门让他去“清欠办”，而“清欠办”答复：你跟老板有纠纷，建议你去找老板吧。

“公安说没犯法不好管，清欠部门说没执法权，劳动局说人手不够，我都能理解，可谁来帮帮我们呢？”周抗的妻子很焦急。

法规还需更完善

最高法前年将恶意欠薪列入刑法修正案，但至今全国仅判下80例，江苏也不到10例。恶意欠薪案多而入刑少，令法律震慑力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很多农民工认为程序繁琐，一般讨薪都要两三个月，打官司更耗不起时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做过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为索要1000元的工资，农民工至少要付920元，至少要花11-21天。

最高法最新颁布的“新9条”，对“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做出界定，欠薪5000元就可判罪，无疑加大了打击欠薪的力度，有利于保护农民工权益。

苏州唐军芳律师认为，“新9条”肯定是一大进步，但光靠一个司法解释解决不了全部问题。欠薪多少天算拒绝支付？这个问题并未清晰界定。而台湾地区的用工法规就明确规定：雇主不得迟于工资期满后7天支付工资，否则最高罚款35万元新台币并处监禁3年。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姬亚平认为，治理欠薪，法规还需更完善。经政府部门催告后拒不支付才构成犯罪，这个程序其实多余。“政府工程一定要带头不欠工程款，从根源上解决欠薪问题。”

南京市清欠办主任戈峻岭指出，清欠工作所依赖的法律可操作性更强了，但法律落实到位更重要。他说，老板逃跑、藏匿，隐匿财产，需要公安部门先期介入，速速调查取证，否则，就算按“在指定的期限内仍不支付”立案，农民工还是等不起，人社部门的整改指令书期限一般在30天至60天。

一些农民工也表达了对法律能否很好落实的担忧。“如果拖欠5000块钱就算欠薪，按年度发工资的建筑老板，哪个不欠薪？我看都可以抓起来坐牢。有了这个新规定，农民工还是干不过老板！”在苏北读了中专后来南京打工的吕肖飞说。(倪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