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一度搁置近期再入议程

开放“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曾在2011年接近成熟。当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下辖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形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

广东、上海等省市也曾表态，希望首先在各自的省市进行试点。

然而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将总人口逐渐减至5亿人左右。

政府机构中也有一些反对者。他们的理由大致相近：担心放宽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不利于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等很多问题的解决。有的政府经济部门甚至担心人口总数增加，会导致人均GDP下滑等。

一位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重要官员曾对记者介绍，“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

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

今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此后，“单独二胎”政策又再度被纳入议程。

不过，生育政策如何调整和实施，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变数，即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归属哪一部门。

今年3月14日，新华社授权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当时外界曾解读为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导权将归于国家发改委。

但6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又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同时，方案中列出的“取消的职责”一栏中，也没有此前曾提到的“制定人口政策”的内容。

7月29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秘书长李朴民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人口政策制定主导权是否已归属发改委的提问时表示，这方面的“三定”方案正在制定中”，制定者是中央编办。

有接近国家卫计委决策层的人士则向本报记者解释称，人口政策制定的职能即便最终确定归发改委，这和“负责完善生育政策”的职能归卫计委，两者之间也并不矛盾。“生育政策与人口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别，后者更为宏观，也较虚；前者更为具体、实在。”这位人士说。

人口数据支持生育政策调整

主流的人口学家们认为，放宽生育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激增，还能带来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化，缓和社会矛盾等诸多益处。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时的国家计生委选取了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四个地区的农村进行全面“二胎”试点——即无论夫妇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无论他们的第一胎性别，都可以生育第二胎。

试点的结果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一直低于甘肃省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并未出现反对者所担心的人口激增。

2010年11月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主要数据，也被外界认为是有利于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放宽调整。

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内地总人口为13.40亿人；年均增长率0.57％（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为13.2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女为100）。

出生率方面，2000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0.57%，较之上一个十年——1990年-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接近一半，幅度惊人。

同时，人口学界更看重的指标——“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更替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在此之下则减少。

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统计学教授徐世英的团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直接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结果是1.18，远远低于2.1。这一结果为各方认可。

即使考虑到漏报等因素，本报记者所采访到的众多统计学者、人口学者，给出的“最乐观”数字，也只有1.65。

老龄化方面，对于老龄化社会界定的标准是：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还可以细分:当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数的10％-19％为轻度,20％-29％为中度,30％及以上则为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