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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老教授: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
北京青年报(以下简称北青报):知道普什图语的人并不多,您是如何接触到这门语言的?
车洪才:1957年,我考上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英语,大三时,国家有指示,从全国外语类学生中挑选出一批人学习小语种。考虑到小语种叫法有歧义,那时叫非通用语。可以去的国家有十几个,我接受组织安排,前往阿富汗的喀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普什图语。
当时,面对组织分配,没有挑选可言,国家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我们受到那一代的教育,具有那一代人的典型特点。
北青报:您是如何接下词典编纂任务的?
车洪才:1975年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制定了辞书出版计划。计划中有《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借调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任务交给电台,电台交给我们组,几经变化,任务又交给了我。
1978年,我带着编写词典的任务从国际台回到外语系,借调来一位改了行的毕业生作我的助手,以商务印书馆提供的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词典为蓝本,进行编簒。
北青报:词典编纂的工作后来怎么停止了?为什么又再度编纂?
车洪才:当时大家都不考虑这个任务了。宋强民后来移民去了美国。我整年编写词典长期没有为系里做工作,1982年外语系要增开国际新闻专业,抽调我外出进行生源调查,论证开办国际新闻专业的可行性。后来,又去了外交部,忙于其他事,词典就被搁置了。我与宋强民后来见了一面,我们俩都没有提这件事。
虽然忙,但我心里也在想,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直到2000年这个任务慢慢恢复。我被返聘回学院教普什图语。当时没有教材,我们边教书,边编写教材,积累了不少经验。后来技术慢慢成熟,电脑也有了普什图语的软件。
北青报:这期间,您委屈吗?
车洪才:我没有委屈,但经历过伤心的事。卡片曾经被毁坏过一批,我把卡片从办公室带回家,我女儿上大学,回来看到卡片,帮着我收拾。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卡片就那么放着,看一眼心里都难受。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
北青报:这36年,你都在做什么事?
车洪才:2000年,我返聘回校教普什图语,和张敏一边教书,一边编写教材,前前后后有四本。2008年至今,除了《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中间又与别的出版社合作,编纂了三本普什图语字典,其中还有一本军事用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根据《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为母本进行参考。那么多年都干什么了,这些词典就是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