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省委来说，地级市一把手“高配”更多的是出于地区综合以及平衡发展的考量，同时有利于化解区域间潜在的纷争和矛盾；对地方来说，意味着市委书记直接参与到省级的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中。

8月，完成换届的湖北省委常委班子明确了各自分工。常委会中，有3名成员是下辖城市的市委书记。浙江、江苏、广东的省委常委席中同样各有3位市委书记。目前31个省区市中，除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以外，15个地级市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分布于13个省份。

行政序列上为正厅级的地级市，一把手配备为副省级官员，属于特殊的官场“高配”现象。与以往零星分布不同，重要地市市委书记“高配”显示出地方人事新趋势。

地级市的“高配”，对省委来说，更多的是出于地区综合以及平衡发展的考量，同时有利于化解区域间潜在的纷争和矛盾。

本土成长地方主政官

此前两个月，广东珠海、浙江温州在省级党代会上实现了“高配”（晋升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由原梅州市委书记李嘉调任，温州市委书记一职早在两年前由副省长陈德荣兼职，进入省委常委对两人来说均“更进一步”。同时，两省省委常委构成中，地市市委书记增为三席。之前只有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保持着这种配备形式。

一个省的常委会由11到14个人构成（一般为13人），他们最少包括：省委书记、省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常务副省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以及省委秘书长。地级市委书记除非属于非常重要或特殊的城市，很难进入这个领导圈。

从之前惯例看，大多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都属于官位升级之前的过渡，也就是由当地的一把手（正厅级）晋升为省级领导人（副部级），一般时间只有两到三个月，在过渡时期之后，会在省委中转任新职务，市委书记一职则由新官接任。

最近的“高配”趋势却明显不同：要么是像襄阳和宜昌一样，市级一把手的职务由已经任省委常委的人接任；要么像珠海和温州一样，由外市空降市委书记并在省党代会中正式确认常委头衔。

这4位新近的“高配”市委书记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他们都是“60后”，平均年龄仅为48．7岁，比同省常委的平均年龄小了近5岁；其次，他们都有超过20年在本省从政的经验；第三，其中3位有过地方共青团的历练履历。

减少行政层级新形式

省委作为地方最高一级领导机构，形成中国独特的“块”状政治，而这每一“块”都是相对独立的集权机构，管辖区内所有事务。对于不同城市而言，巩固并实现自身发展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进入决策层。

常委的部署也包含这样的考虑，在中国独特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市委书记的“高配”（进入常委）意味着市委书记同时成为省委领导人，直接参与到省级的资源分配、战略规划及城市发展的决策制定中，而不是以往的“贯彻上级部署”和“传达精神”。

下辖行政区一把手“高配”显示了该地域的重要性，主要因素之一便是经济实力，位居江苏GDP前两位的苏州和无锡的市委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是省委常委，像大连、厦门、青岛这些经济发达的副省级城市也都在常委中有一席之地。对于直辖市来讲，能够进入市委领导班子的地区则无疑均有着特殊地位，如天津的滨海新区、上海的浦东新区、北京的朝阳区等。

对于省委来说，地级市的“高配”更多的是出于地区综合以及平衡发展的考量，同时有利于化解区域间潜在的纷争和矛盾。

区域性发展战略需要

近年来，各省级行政区内，“省会独大”现象突出。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省会的经济总量往往能比排名第二位的城市高出两到四倍。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中加剧了省会城市的扩张，又带来了拆迁、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国务院在近两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区域功能区的划分。市委书记配备规格“升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2003年，国务院确定了湖北的“一主两副”的区域发展战略，即以武汉为省域中心城市，襄阳、宜昌为“省域副中心城市”，形成错位发展。如果放在地图上看，这两个城市与武汉一起正好联成一个形状与湖北省类似的三角形。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可以看作是对武汉“一城独大”状况的解决方案。不过，从战略的实施到两市市委书记的真正“高配”经过了近10年的时间。

同处中部地区的江西赣州，作为江西省人口规模第一、经济规模第二的地级市，同时与南昌一南一北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心，也是近年国家推动的与台湾相望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中规模最大的中部城市。赣州市委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省委常委。

与此相似的是紧邻澳门的珠海。如果按照经济总量测算，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珠海只能在广东省排到十名左右的位置。但是去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视察珠海时说：“广东‘十二五’崛起看珠海。”因为珠海选择了与地区其他城市粗放型出口导向经济不同的发展路径，通过引进航天工业和船舶工业、建设“上天入海”的发展规划，与广东省委转变经济结构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有学者分析，这次珠海市市委书记“高配”是“偶然中的必然”。蔡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