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毅
国人瞩目的“薄熙来案”庭审已经结束，该案审判程序前所未有的公开、透明，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国人看到了法治的进步。整个庭审过程，在审判长耐心、平和的主持下，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的焦点事实，展开了积极、激烈的攻防对抗。其中，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的证据问题，灵活运用各种证据规则进行质证，既是本次庭审的一大特点，也堪称我国1996年刑诉法修改确立“控辩式”审判模式以来庭审的经典之作，实有必要从证据法理和司法技术的层面加以点评、总结。
证人作证资格问题
在本案审理中，辩方曾多次质疑控方证人的作证资格问题，这是典型的以否定证人资格进而否定证词的辩护策略。例如，在关于受贿罪名的辩护中，公诉人指控被告人3次收受唐肖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10.9446万元，并当庭播放了证人唐肖林的证词。对此，辩护人答辩称“唐肖林收了250万元，本身就已犯罪，在此情况下他还作证，是不合适的”。这显然是对唐肖林证人资格的质疑。
笔者认为，辩方的质疑不成立，这是因为，证人唐肖林虽然在他案中因收受他人财物而构成犯罪(已另案处理)，但他在本案中作为行贿人指证受贿人，并不存在角色冲突问题，属于证据法理上的“污点证人”，仍然具有证人资格。
再如，在关于被告人贪污罪名的辩护中，辩护人对证人薄谷开来的作证能力提出质疑。认为薄谷开来在之前的故意杀人案审判中已经查明其有精神障碍，“这样一个精神状态的人能否作证，作证时是否清醒不得而知，这些证据能否可信，都值得怀疑”。这显然又涉及证人作证资格问题。
对此，我国刑诉法第6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换言之，只有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才会丧失证人资格。而从本案情况来看，根据公诉方的回应，证人薄谷开来为本案作证的时间是在其服刑期，根据对其所作精神鉴定，结论是薄谷开来的控制能力减弱，但不能证明其思维和证明能力减弱，且其在作证时已经消除了导致其控制能力减弱的条件(服刑期无法服用精神药物)。因此，证人薄谷开来在作证时完全具备刑诉法规定的作证资格，辩方的观点不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