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短缺问题突出了

过去３５年改革，最大的成功在于基本解决了１３亿人的吃饭问题，从以温饱为目标的生存阶段，上升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追求的发展性阶段。人们的需求结构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以温饱为目标的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基本解决了，老百姓开始更多地追求好的教育、医疗、就业、消费环境和发展环境，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突出了。”迟福林说。

新的短缺折射出需求与低水平公共产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需求结构发展的不断变化，引发新的市场社会需求，成为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今天，人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如果这个方面解决不好，不仅影响经济转型，更影响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他说。

“我们的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一定要适应改革开放３５年后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这样不仅能将１３亿人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他说。

“中国有‘黄金’，靠什么挖掘？改革！”

让农民带上财产进城

对于呼声较高的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迟福林认为，户籍制度已成为最不公平、矛盾最突出的制度问题之一，改革一定要破题。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发挥过巨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

他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战略机遇是内需大市场。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将从目前的２０万亿元增加到４５至５５万亿元，由此带来的投资可达５０万亿元。届时，中国的内需总规模将达１００万亿元。

“如果内需总规模能释放出７０％、８０％，中国经济７％的增速就有坚实基础了。”他说。

中国目前约有进城务工农民２．６亿人，到２０２０年人口城镇化率过半时，将有数亿农民进城。因此，城镇化特别是人口城镇化被视为内需规模释放的重要驱动。而户籍制度改革是人口城镇化的第一步。

迟福林２０年来一直主张农民土地物权化，即在严格农地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认可农民对其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受物权法保护。

“把土地的使用权变成一种产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既有利于土地的使用，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财产。”他说。如此，今后的农民就不再是“一个行李俩肩膀”地进城了，他们可能会带着一份财产进城创业，并由此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更体面地过城里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