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5日公布，其中提出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至此，经年争议终于尘埃落定。这一旨在回应民意锐意改革的“历史性决定”，被视作中央决意尊重和保障人权所迈出的关键一步。

中共作“历史性决定” 回应民意保障人权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三日晚间，作为全会最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即获公布，这份文件因决定中国未来5至10年走向而备受瞩目。

值得注意的是，继中共首次在全会公报中提及“人权司法保障”概念之后，这一表述也被写入15日晚间公布的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决定》第34条明确写道，“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而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决定》第34条明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意味着，这项在中国存在数十年之久且饱受争议的制度将成为历史。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予以极高评价，他说，“这是在中国法治理念不断深入、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人权保障在制度层面不断得到推进的背景下所作出的历史性决定。”

在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看来，这是一个较大突破，也是对民意的回应。他向中新网记者谈道，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在历史上曾有一定作用，但它确实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不利于人权保障等问题。

“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国家核心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应该说是正当其时。”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焦洪昌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焦洪昌看来，这不仅仅是一项制度的废立，更是一种国家理念或精神的彰显。

经年争议终平息 “废”“立”透露多重要义

作为一项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制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时至今日，这一饱受争议的制度已走过半个多世纪。

马怀德介绍，劳教制度的诞生，当时主要是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对农村流入城市又有轻微违法行为的人采取的一种管制措施。后来通过几次制度改革和适用范围的扩展，劳教制度变成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行为的措施，适用范围随之扩大的同时，方式也日益显出行政色彩。

“这一制度存在数十年，尽管有客观原因，且在历史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弊端已日益显现。”确如焦洪昌所言，学术界、律师界普遍认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十分紧迫。尤其近一段时间以来，坊间对于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渐高。

谈及这一制度的弊端，王锡锌说，虽然在历史上有一些特殊的背景，但随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事业的不断推进，劳动教养制度与当下宪法关于人权保障有关条款、立法法以及行政处罚法等既有法规都是相冲突的。

在焦洪昌看来，中央此次下决心废止这一制度，应有三方面背景。首先，法治中国的核心是通过司法来保障人权，但在程序上，劳动教养制度对人权保障是不健全的。其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其中人身自由权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这一制度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是相违背的。

基于此，舆论认为，中央这一重要举措体现多重要义，其中包括“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发生”、“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等。

“空白地带”如何填补？ 学者建言教育矫治立法

“废除劳教制度以后，对于那些介于一般违法与犯罪之间的‘空白地带’，法律该如何有效填补？”有舆论如是表达关切。

不破不立。在焦洪昌看来，中央在宣布废止这一制度的同时，也透露出“立”的端倪。紧随“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表述其后，文件明确提到，“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中央既然废止这一制度，肯定考虑了制度的衔接，无论街道还是小区，都应建立相应机制，这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提出更高要求。”焦洪昌说，届时，社区能不能消化容纳这些人，以免成为社会中不稳定因素，都需考量。

王锡锌也认为，“废”的同时，强调了“立”。而未来的“立”，不应是"换汤不换药"，否则，就失去了“废”的意义。对于一些违法行为的矫正，相关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跟进。

此前，废除劳教制度之后的改革方向尚有不同认识。马怀德对于入罪化观点并不赞成，他说，因为这一方案不利于违法行为人的改造和教养，也没办法真正意义上减少犯罪。与之相较，他更倾向于教育矫治立法，这也是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渐成共识的观点。

在马怀德看来，教育矫治立法是改革的关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之后，就应加紧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从违法行为教育矫治的对象、期限、场所、主体、程序等方面加以明确规定，目的是让这种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让其陷入违法的困境。

马怀德说，此外，还要完善相关制度，缩短教育矫治的时间期限、实现教育矫治场所的多元化、明确教育矫治的对象，建立由行政机关提出教育矫治申请，人民法院最终决定的程序制度，切实地维护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同时保障被矫治人员的基本人权。

对此，王锡锌指出，“这种矫治应该强调防止对人身自由的剥夺或较严格限制，应该引入有效的程序控制，特别是司法程序的控制。”(记者 马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