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的照片都非常生动,信息量很大,绝大部分都是长春同志在基层调研考察的工作照,侧面反映了他这些年的工作实践,细看之下,背后有许多故事。比如新华社记者拍摄的一张在藏民帐篷里调研的照片——在西藏海拔4700多米的高原上,长春同志在藏民帐篷里拿着电视遥控器选台,检查太阳能电视机能不能收到电视,一旁桌子上的鲜奶还冒着热气,这是他深入基层调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一个侧影。有很多这样接地气的照片,我们能从中读出很多东西。

记者:长春同志对本书有没有具体要求?编辑过程中难点何在?

黄书元:长春同志对这部书的要求就是保持文稿的历史原貌,客观真实,充分考虑读者的阅读需求,力争取得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所以对书稿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几次征求到的意见也主要是对时间、地点、人名等事实细节上有些修改。

编辑难点有两个,一是前期,编辑组从庞大的资料中整理挑选出与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的稿件；二是给书中内容加注。有人说所有学问里,下注是最大的学问,你要去找到每个词的来龙去脉,并且讲清楚,这属于文稿之外的新创作,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进行核对,这是我们投入精力较多的一个部分。

“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当成必读书,但读者不限于文化工作者”

记者: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

黄书元:本书谈的是文化体制改革,所有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当成必读书,但读者决不限于文化工作者,因为书中体现的改革思想,在其他领域也适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国大改革的号角,本书谈的是改革,现在各个领域的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事业单位也正面临着改革,为什么要改、怎么改,如何使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等等,看看这部书能得到很多信息、很多启示。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创新对其他领域都有借鉴意义,书中的思想、观点、实践放在其他领域同样适用。本书读起来很亲切很轻松,知识性很强。

您想想,一个领域、牵动全国、十年经验、巨大成果等等,这些经验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高度重视、认真吸取吗?我相信其他领域的读者肯定也能从书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迪。

记者:作为编者和文化工作者,你对李长春在文化体制改革上的思考有何感触?

黄书元:我们知道文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但身在其中不一定了解全国的形势和进展。当时改革是怎么发起、怎么推进的,今天改革走到了哪里,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们心里没数,读了这部书,能解答我们的很多问题。

文化体制改革之初,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如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都存在着不适应,时代呼唤改革,人民期盼改革,实践要求改革,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适时启动了文化体制改革。

书中提到了许多鲜活的例子,非常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通过改革给文化单位带来的变化。就我自己而言,通过编辑阅读,一个强烈感受是真正了解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易,曾经阻力确实很大,但取得的成绩更大,到2012年9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法人6950家,核销事业编制近29.4万个。有成效,工作才有意义,出这本书才有意义。

回头看,对比2003年我们的文化市场,这10年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仅出版方面,2003年我们出书也就10到20万种,现在40万种,翻了一番,过去我们的版权引进和输出差距很大,大概是9:1,现在基本是1:1,甚至还更好。从这本书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春同志指挥的文化体制改革既积极又稳妥,改革之初,先是抓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进,先是有路线图没有时间表,待形成共识时全面推开,改革浪潮一浪更比一浪高；同时,他一手抓文化产业发展,一手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身体力行,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调研、考察、推动改革步步深入。真可谓,改革征途惊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王京雪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