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明代以来的数百年间；这首民谣在我国广大地区到处流传。无论是黄河南北，还是海峡两岸，几乎人人萦怀，妇孺皆知。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明朝初年山西人民向各地迁移的情况’，也在华夏民族心目中留下了悲欢离合的血泪回忆，使人们扼腕叹息，感慨万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它又鼓舞着千百万移民后裔，寻根祭祖，观光投资，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之一。

也许，不少人有过这样一个动人心弦的经历，当你乘着警笛长鸣的火车，北上京津或者南下川陕，当车轮徐徐驶进洪洞车站时，许多旅客会触电似地站起来，打听大槐树在哪里?棘针沟在哪里?老鹳窝在哪里?其实，大槐树就在路旁的广济寺旧址，而广济寺就坐落在城北的棘针沟内。如今，大槐树上的老鹳窝依稀犹在。据记载，广济寺原为唐代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香火旺盛。唐宋以来，又处通衢大道，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办理来往公差事务。广济寺旁有一株汉代古槐，“树身数围，荫遮数亩”。树杈上有不少老鹳窝，年长日久，星罗棋布，时而人惊鹳飞；遮天蔽日，蔚为壮观。而棘针沟地处汾河边、霍山；脚下，原是一个棘针丛生的水沟，棘是酸枣树，落叶灌木类，树茎上长刺，坚硬如针。“棘”当地人读“格”，棘针沟称格针沟，酸枣又酸又甜，红润如玉。每当秋高气爽，红枣点点闪烁于万绿丛中，别有一番山乡田园风光。而今，当年的大槐树和广济寺早已毁于汾河水患，而棘针沟也已建设成幽静典雅的大槐树公园。幸而在古大槐树的东边同根孳生出第二代古槐，枯枝婆娑，昂首向天，像一位不甘沉沦的历史老人，向今人讲述那悠悠往事。更可喜的是第二代古槐又同根生出第三代古槐，如今它已枝繁叶茂，风姿绰约，正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茁壮成长。

有时，人们又往往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惑，即不管你走到天南海北，乃至港、台、欧美，特别是中原河南和山东、安徽一带，一听说你是山西人，总会有人同你攀老乡。有人问：“洪洞大槐树还在不在?”也有人问：“棘针沟如今是个什么样?”然后亲切地告诉你他祖上是从大槐树、棘针沟迁来的。有的人还非拉上你回家聚一聚。历史真象是：明初大规模的移民，并不仅仅迁自山西，还有江、浙及“山后沙漠”；迁出者在山西也不仅仅是洪洞人，还有泽、潞、辽、汾、沁及太原等地人。然而，为什么世世代代，众口一词，都说是从大槐树下棘针沟迁出，甚至仅知有洪洞不知有他处呢?这是因为洪洞移民是规模最大的移民，而大槐树下又是移民的“点行处”。由于广济寺地处通衢大道，政府就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给移民发放迁移勘合及“凭照川资”。移民们由此起程，从此天各一方。诚所谓离别之处话离别，断肠人送断肠人。与亲人分手之后，欲走还却，移民们频频回首，泪眼模糊，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只能记住大槐树下的棘针沟。这样，大槐树、棘针沟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成为千百万移民后裔怀乡的精神寄托。后来，不仅来自山西的移民，而且来自外省的移民，都认同大槐树、棘针沟是他们的故乡。

一、中原荒芜河东盛

为什么600年前，也就是朋初洪武、永乐年间，要从山西特别是洪洞等地，组织这样一个大规模移民活动呢?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原荒芜河东繁盛，人口分布极不均衡。

连年战祸贻害百姓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其间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奴隶主游牧贵族的残忍本性，很快就使得阶级牙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起来。蒙古贵族联合汉族地主，共同压迫和剥削各族人民，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元统治者通过“赐田”的手段，使蒙古王公大臣获得大片土地，仅贵族伯颜一家就占有土地两万多公顷。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租种地主土地，不仅要交纳五成至八成以上的地租，还要受高利贷的残酷盘剥。尤其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元朝的民族压迫，元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汉人和南人生活在社会最低层，他们不得打猎、习武、养马、藏兵器、搞集会，甚至晚上不能点灯。还强迫他们当“驱口”，做奴隶；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买来卖去。心狠手辣的元丞相甚至提了这样一个建议：汉人、南人中反抗情绪最大的以张王刘李赵五姓为多，干脆把这五姓人全杀光，元朝的江山就巩固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元末的形势像一堆干柴，就等有人来点火了。而首先点燃反元怒火的。就是不久爆发的红巾起义。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对元末形势作了生动地描写：“堂堂大元，奸臣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所谓“开河”，是指修治黄河，官吏们趁机捞钱。所谓“变钞”，是指滥发新钞，等于是变相掠夺。本来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忍无可忍，反元起义的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至正十一年(1351年)，教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黄河工地埋了一个一只眼的石人，然后又四处宣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果然时隔不久，石人出土，民心骚动。韩山童、刘福通立刻聚众3000，杀牛宰马盟誓，祝告天地，宣布起义。由于起义队伍头裹红巾，手举红旗，所以又称红军、香军或红巾军。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于是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响应起义。当时，李二(芝麻李)、彭早住、赵均用占徐州；王权(布王三)占邓州、南阳；孟海马占襄阳；郭子兴、朱元璋占濠州；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占蕲州；方国珍、张士诚占江淮，全国起义的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于是，蒙古贵族和起义军之间的生死较量，就在中原大地、江淮一带，特别是冀、豫、鲁、皖、苏展开了。蒙古贵族的军队及地方武装之青军、黄军，对起义军的镇压是十分残酷的。如元丞相脱脱“攻徐州”，“屠其城”；军阀察罕帖木儿杀起义军，“斩首万余级”。元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甚至抓壮丁当俘虏，杀百姓报战功。当时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个人中就有七八个被杀。而几十万人的商埠名城扬州，被杀得只剩下18户人家。当然，满怀深仇大恨的起义军也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传说朱元璋的大将胡大海当初在河南讨饭，受过土豪地主的羞辱。朱元璋建都南京，大赏功臣，胡大海什么都不要，只要求到河南报仇。朱元璋怕他杀人太多，只许他在“一箭之地”，也就是几十步内报仇。谁想反被胡大海钻了空子，他在河南射中一只大雁的后尾，大雁负痛，带箭乱飞。胡大海于是驱兵杀去，雁飞到哪里，他杀到哪里，见庄子就烧，见活人就杀，只杀得河南、山东血流成河，尸骨如山。

好不容易明初的战火熄灭，老百姓才过了几天好日子，却又爆发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孙朱允火文即位，即历史上的建文帝。而这时的燕王朱棣，手握重兵，坐镇北平，当然看不起他那个侄皇帝。于是借口朝中有奸臣，他要“清君侧”，发兵南下，夺取江山。燕军一路南下，首攻河北，次取河南，再掠山东，后逼南京，中原大地再次动荡起来。由于明政府军的节节抵抗，双方在中原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使江北一带变成千里无人烟的荒地。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燕军大败政府军于白沟河(河北雄县)，杀死、溺死十几万人，尸首横陈100多里。冀豫之间有个“十八村联合会”，原来是一个乡民自卫的民间组织，也被燕军杀得只剩下狐、刘两户人家。所以至今河南、河北和山东等地，还流传着“红虫吃人”的故事，因为燕军也是头戴红巾。只不过老百姓再不称其为红军、香军，而是叫做“红虫”，“红虫”音近“蝗虫”，说他们像蝗虫一样残害百姓。

遍地灾荒侵扰黎民

元末明初的中原人民，不仅遍历兵灾战火的祸患，而且遭受水、旱、蝗、疫的侵扰，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据《元史》记载，仅元末40余年，旱、涝灾害，山东18次，河南17次，河北七八次。特别是暴发了被老百姓称为“灭顶之灾”的大洪水。从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6年中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最大的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同时决口，百姓被迫迁走45万余户，使河南大面积受灾。元末明初的蝗灾也相当厉害，元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5年中大蝗灾就有十八九次。特别是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冀、鲁、豫等地水、蝗并至，百姓“大饥”，通州地区有个刘五，把自己的儿子杀的吃了。山东、河南的孟津、新安、渑池等地，出现了不少“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这种水、旱、蝗、疫的侵扰，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曾饱受其苦，刻骨铭心。元至正四年(1344年)，淮北大旱，赤日炎炎。接着又发生蝗灾，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很快吃光了庄稼。早就饿以待毖的老百姓经不起灾疫的折磨，于是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家住淮北濠州太平乡的朱元璋，父亲、母亲和大哥，不到3个月相继病死，而他连一块掩埋亲人的坟地也没有。直到若干年后朱元璋当了皇帝，还念念不忘年轻时的这一幕悲剧，伤心地说：“生者为衣食之苦，死者急无阴宅之难。吁，难哉!”幸亏当时邻居给了他一小块地，才把三个亲人的尸体草草掩埋。由于灾荒、瘟疫弄得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虽然他生得身材高大，又正年轻气盛，但还是找不到一口饭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剃光了脑袋，到皇觉寺当了和尚。

由于元末明初的水、旱、蝗、疫，再加上几十年的战祸，老百姓非死即逃，使得中原一带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不少富庶地区，也变得荆棘遍地，疮痍满目。当时的河北平原，荆榛丛生，积骸成丘，人烟断绝；一向文化比较发达的汉中地区，也是荒草茫茫，虎豹出没。特别是长江边上的扬州城，从唐宋以来就是南北交通枢纽，亭、园、楼阁，繁华异常。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中写道：“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从而使扬州古城更加出名。而元末地主武装青军元帅张明鉴攻占扬州城后，由于军队搞不到粮食，就杀城里的老百姓当军粮。而昔日繁华的亭台楼阁，也统统被拆毁当木柴烧。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收复扬州后，新任命的知府嫌旧城空旷难守，就在城西南部截下一个角落，筑起新的城墙，算是扬州的府城。

元末明初，由于许多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政府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或者撤州并县。当时河南省遭受的破坏最大，从明朝建立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经过20多年的休养生息，人口数量仍然很低。据成化《河南总志》统计，信阳、裕州、考城、柘城、夏邑、宁陵、新蔡、沁阳、镇平、新野、胙城、唐县等12个州县，人口仍在千户以下。所以，把名城开封由上府改为下府，河南等地布政使所管辖的州改县有12个，县合并的有60处。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又把全国不足3000户的30多个州一律改为县。比如，南阳府的卢氏县改属陕州，金华府的兰溪州、台州府的黄岩州、湖广地区的龙阳州、湘潭州、宁州、信州等，都在明代初期改州为县。明政府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调整行政区划，缩减行政建制，完全是顺应元末明初人口剧减的应急之策。

山西中原人口失衡

正当中原大地战火蔓延、灾荒肆虐的时候，素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省，却别有一番富庶景象。这是因为，山西的地理本来就占优势，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倚黄河，北靠长城，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十分险要。加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下矿藏丰富，所以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中条山是“千樟松柏”，“桧柏交错”，柿林满地，交城山、姑射山也是“老柏满崖”。而那时汾河水也是碧波荡漾，可以行船，汉武帝刘彻《秋风辞》说：“泛楼船兮济汾，横中流兮扬素波。”到明初也没太大的改变。同时，山西还有一家两代盘踞的老军阀，即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这两个军阀虽然也心狠手辣，但为人十分精明.从来不在山西打仗，一个劲地把战火往外烧。比如，他们也镇压红巾起义军，却跑到河南、河北和陕西去打仗。后来，又和另一军阀孛罗帖木儿争夺地盘，把孛罗帖木儿堵在大同一带打，就是不让战火烧到山西内地来。虽然，军阀们心里打着自己的鬼算盘，但客观上却使山西百姓少吃了苦头。

正因为如此，元末明初的山西，和其他省比，老百姓的生活相对地安定富裕。如元代兴盛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 波罗在《游记》中，对山西的不少地方进行了描述。例如：“太原府，这城是很大很华丽的，城中工商业很多。”写到“平阳府城，城市很大，也很重要，有许多商人。人民以商业同手工为生”。而对晋南的河中府即蒲州城，描写得更为详细：“河中府城商业手工皆极兴旺。那里出产丝、生姜、高梁萱、香草，同许多别的香料，皆是没有贩运到我们这些国的。各种金丝布在那里制造的很多。”元代共统治了八九十年，由盛而衰也只是三四十年，又由于山西战乱、灾荒较少，所以安定、富庶情况变化不大。元代人种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到：当今普天下战火蔓延，黄河南北白骨遍野，只有山西、河东一带老百姓人丁兴盛，“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活得有滋有味。可见，元代的山西，特别是晋南，始终是人口兴旺，比较繁荣。

于是，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二、生死离别话迁移

数百年来，黄河南北，海峡两岸，直到港、台、欧美，人们总是津津乐道地传说洪洞大槐树移民。然而，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究竟是个什么情况呢?人们一直在传说着，猜测着，希望有个比较可靠的说法。

槐乡移民知多少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迁移路上血泪情

朱元璋从小当和尚，讨过饭，亲身受到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在死亡线上挣扎了许多年，所以他能注意到农民的疾苦，在移民过程中实施了一些优惠政策。他说：“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有一次，他让人带着太子朱标到农村去，亲眼看一看农民的衣食住行。回来以后谆谆告诫太子说：“现在你可知道农民的劳苦了吧!”因此，在移民屯垦时，政府不仅发给他们路费、耕牛、种子、农具和一定数量的粮食，还规定3年不征赋税，甚至永不收税。但是，这毕竟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大迁徙，异乡陌路，关山重重，使移民们声声情，步步泪，充满了离愁别恨。一部民族迁移史就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浸满血泪的拓荒创业史；

在迁移途中，移民们备受折磨。山西的老百姓世世代代生长在黄土地上，汾河两岸，谁愿意抛妻舍子，迁往他乡呢?于是地方官不仅是强制，而且施用伎俩把他们骗到大槐树下边来。河南偃师县《滑氏溯源》中就谈到：“一说山西迁民不迁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骤然行文，独迁洪洞’。”所以来洪洞躲避迁徙的人，一个也逃不掉，只好乖乖地被押解上路。还有的传说更动人，说大槐树下有个凤凰村，村中有人在朝中当大官，村民们就托他向皇上说情。果然不久，朝廷下令，别的村子都迁移，只有凤凰村例外。于是人们纷纷来此投亲靠友，暂避一时。谁知没过几天朝廷又是一道圣旨：“凡是凤凰村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这时人们才知道上当了，然而为时已晚，只好含恨走上了迁移路。

“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如何”。这是近代洪洞人王笃诚诗中的一句。说的是人们不管到天南海北，要证明你是不是大槐树下的乡亲，只要脱下鞋袜看看小拇脚趾就行了。原来当年被骗到洪洞大槐树下的老百姓，一听说凡是来此者一律迁走，一个个又哭又闹，呼儿唤女，就是不走。于是官府就强制人们登记，发给凭证，而且每登记一人，就逼其脱掉鞋袜，用刀在小拇脚趾上砍一刀，做为记号，以防逃跑。一直到今天，几百年过去，移民后裔双脚的小指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这个传说听起来的确离奇，是不是生活的真实情况，还有待于人类学、遗传学去考证。但是它却反映了明初强制移民的基本事实，反映了人们对官府的仇恨心理，这又成了一种艺术上的真实。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官兵们就明白要大小便，于是解开绳子让他们方便。所以从那时起，“解手”就成了方便的代名词，以后又发展为小便称“解小手”，大便称“解大手”。不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们，只是把这当作一个词语的变迁；知道当时情况的人们，自然能体会到移民们悲愤无奈的心情。

在异地他乡，移民们骨肉分离。在官兵们的押解下，移民携妻牵子，艰难上路。由于关山重重，披星戴月，难免发生骨肉分离的悲剧。河南温县《王氏家谱》记载道：王海和妻子郎氏，在洪武初年，被迫带着四个孩子，由山西洪洞县迁移到河南巩县的南河湾。王海觉得南河湾虽然不错，但还想找个更好的地方。于是把妻子、长子和次子留下，暂时寄居到附近人家。而自己带着三子、四子北渡黄河，再找新居，几经周折，定居于温县南王镇。等他到巩县去迎接妻儿时，没想到妻儿已经安家，不愿再搬了。于是夫妻兄弟，隔河相望，分成了两家。如果说，王海一家骨肉分离，还有点自愿，而河南永城崔金明一家却是被强制分居。据永城县《崔、谢、张、陈族谱·引》记述，其始祖崔金明，籍贯山西，家在洪洞，洪武三年(1370年)，一声令下，迁居河南。本来是不必全家都去的，可是一家人骨肉情深，要带老大、老二，则老三、老四不高兴，要带老三。老四，而老大、老二也要去。于是一家人举家南迁到豫东永城县的艮方清凉集。谁知朝廷又下来命令，同姓的移民不允许同居一村，崔家一家只好分为崔、谢、张、陈，找了四个地方住下，出入相望，地等距离，繁衍为四个村庄。所以族谱说：“一姓虽分四姓，四姓乃属一脉。即开越制之嫌，更免生离之悲。”

以上移民骨肉分离，或自愿，或被逼，总还心里有数，还有不少移民，山重水复，不识路径，一家人活活跑散。据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迁移到异地他乡的山西百姓，四顾茫茫，举目无亲，想尽各种各样的法子，把飘零在外的骨肉联系在一起。现居河南段曲村的申姓移民后裔，原本是山西潞州潞城县大贡村人，其始祖申任道兄弟18人，姐妹6人，原是一个大家族。明朝初年也被迫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分头迁移到不同的地方去。据涉县段曲村《申氏墓碑》记载，一家分手之时，痛哭流涕，始祖申任道砸碎了一口铁锅，让亲人们一人藏起一块，作为日后相认的标记。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而更多的移民们则是以大槐树为记。如河北省河间县申鲁村高家在自己家门口栽了棵槐树；保定府西关的谢德先开了个名叫“老槐茂”的酱菜铺；河南省确山县更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三、移民后裔遍四海

“生生世世说前因，同是杨侯国里人。莫道渊源无考证，私家记述最为真。”这是洪洞人王笃诚写的《咏大槐树》诗，洪洞古为杨侯国。多少年来，传说洪洞移民后裔遍布全国，乃至港台、欧美，但究竟迁移到何处，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近年来，洪洞县志编纂办公室向全国征集移民资料，有20多个省市、400多个县的移民后裔寄来族谱及墓碑、祠堂碑文。经过疏理归纳，反复考证，才初步理顺了当年移民的脉络。即除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现都生活有移民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