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寥中原重点区

1、河南省

元末河南是元军与红巾军反复争夺的地区，百姓逃亡，土地荒芜.自然是明初移民的重点省份。据明洪武、永乐年间行政区划?河南布政司辖开封、汝宁、南阳、河南、怀庆、卫辉、彰德，共7府、12州、88县。除彰德府所辖的磁州、武安、涉县现属河北省外，其他州县仍属河南。据征集来的家谱碑文来看，当年移民分布在河南省的新蔡、原阳、新郑、唐河、确山、社旗、上蔡、永城、临汝、偃师、内黄、新乡等78个县。而最集中的是大名府(时属河北)所辖今河南数县、彰德府所辖1州6县、怀庆府所辖6县、开封府所辖6州36县。

河南省移民洪武朝迁来者最多，永乐朝次之，其他朝迁来者为极少数。据民国20年河南《修武县志·迁民表》中统计了79个家族的情况，绝大多数是迁自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此表详细列出600年来每个家族的繁衍、发展情况。其中世系最多的已发展到24代，最少的也有15代。这79个家族迄今已繁衍到4326户、2.93万人，户均6.79人。

明初移民到达目的地后，以屯分为里、甲，与土著居民以社分为里、甲相区别。河南汲县发现一块明代迁民碑，原文中有“卫辉府汲县：山西泽州建兴乡大阳都为迁民事系汲县西城南双兰屯居住”字样。迁来时郭全为里长，后来这个屯因移民居多，就由双兰屯叫成了郭全屯。碑文还记载着“里长郭全，下人户110户”，于“洪武二十四年仲种月日碑记”。至今，河南还有不少以姓或名命名的村庄，如林县的崔家庄、刘家屯、和尚屯，辉县则有赵宁屯、马正屯等。

2、京、冀、津

向京、冀、津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永乐年间，洪武年间仅为少数。根据史籍记载，永乐皇帝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充实京畿地区的实力，先后8次从山西移民。移民的分布地主要是北京、广平府、正定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以及所属的冀县、井陉、河间、束鹿、东光、献县、平乡、邯郸、涿县、安国、枣强、魏县、清苑等70多个县。

北京市大兴县地名办公室调查，全县526个自然村，有110个自然村是因洪洞移民设置的，而以移民姓名作村名的就有45个。在北京市郊区，更有许多以移民原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等等，说明这些村的居民都是明初从山西的长子、赵城、洪洞和蒲州等州县迁去的。以原籍地名作为新籍地名，表示永不忘本，寄托了移民们的悠悠乡思。

清朝末年，那个曾经上疏变法图强，兴办洋务运动，因而在近代史上颇有名声的张之洞，也是洪洞移民的后裔之一。时人胡钧曾撰写了《张文襄公年谱》，谈到：“公讳之洞，字荐达，号香涛……先世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山右民实畿辅。”张之洞的先祖也从洪洞县迁来，从洪洞县迁移到当时河北的郭县(现属通县)。先祖名张本，本生子张立，立生子张端，张端在南直隶繁昌县狄港当巡检，又从郭县迁移到天津南皮县东门印子头，号称“东门张氏”。

在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至今人们仍称其为“一家庄”。原来500年前，一对青年夫妇，被迫从洪洞迁移，临走时请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皇皇，地皇皇，平安无事上东方。”于是小夫妻下山东，转河北，最后孤零零地定居在沙河古道上。尔后这一家人丁兴旺，生下二女六男，分别取名为大河、小河、大水、小船、五孩、六孩、七孩、八孩。以后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直到81口人才分家，后来这地方也就成了万余人的“一家庄”。

3、山东省

元末明初，处在黄河下游的山东省由于黄河泛滥，灾疫流行，再加上“靖难之役”，战火连天，因而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成为明初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当时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涉及现在的滕县、肥城、益都、聊城、兖州、汶上、曹县、潍坊、邹平、武城、嘉祥、商河、定陶、沂水、金乡等59个县(市)。

山东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滕县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65个，设置时间分别是战国前34个、汉代4个、隋代4个、唐代27个、宋代45个、元代45个、明代687个、清代365个、民国10个，新中国建国后26个。从战国至今2000多年中，明代只占260多年，可在明代设置的村庄竟在半数以上，这足以说明当时移民之众。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氵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4、皖、苏、鄂、陕、甘、宁

安徽、江苏、湖北等省，既是朱元璋起兵反元的根据地，又是他与陈友谅、张士诚争夺的地方，因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而地处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与山西隔河相望，相去不远。元末军阀扩廓帖木儿父子盘踞山西，与陕西的军阀李思齐多次大战，致使陕、甘、宁等地也屡遭战火涂炭，所以，朱明王朝建立后，也曾多次向这些地区移民。据后人考证，鄂、苏、皖地区的移民，安置于丰县、沛县、徐州、南京、萧县、宿州、亳县、凤阳、安庆、利辛等23个县(市)；陕、甘、宁地区的移民，安置于韩城、白水、澄城、合阳、蒲城、眉县、岐山、麟游、甘谷、天水等30多个县(市)。

安徽安庆市有一本《阎族简史》，记述其始祖阎德佑，原籍山西太原府某地，元末天下大乱时漂泊到渝州(今重庆)的巴县，又于洪武二年(1369年)流落到夷陵地区(今宜昌市)，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挽草”为业，艰难度日。阎氏家族不久定居于此。

湖北随县的邱、沈、汪、温、张都是从洪洞迁去的。洪武二年(1369年)，汪氏始祖汪世华，号霖雨，以军职迁移到汪店后死去，子女们便在此地落户为生。因此，其家庙对联写道：“罗山衍李宗友远，霖雨流芳世泽长。”罗山指汪氏原籍洪洞罗山，霖雨即汪氏始祖汪霖雨，由此足见汪氏移民的一片苦心。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甘肃省的甘谷县，全县土著只有王、姚、李三姓住三个村庄，其余全是洪洞县的移民。甘谷县金川乡有一家原姓人家，弟兄三人除一人留金川县，另二人又分别迁移到西城与陕西蔡子河。原先人们都以为他们是甘谷土著，后在原家庄挖出一块明代万历年间原氏恩赐之碑，上边刻有“先祖系山西大槐树下迁去”的字样。

5、山西本省内迁徙

元末明初，说山西安定富庶，主要是指太原以南，即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区。当时移民较多的太原、平阳二府，潞、泽、沁、辽、汾，也多在以上地区。至于当时的晋北、晋东等地，也还是地多人少，比较荒凉的。所以，大槐树下的移民，不仅仅是移向中原、西北和江淮，在省内不少地方也有移民迁居。比如，太原的薛氏、阳城的张氏、灵石的韩氏、五台的赵氏、平遥的王氏，等等，据说都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去的。

祁韵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写了一本《万里行程记》，书中谈到：“余世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原来寿阳祁氏是山西的一大望族，其始祖祁旺于元朝末年从洪洞迁居寿阳，世世代代务农，到第12代才出了“士子”。祁韵士是他家15世裔孙.致力于蒙古回部历史地理研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祁韵士的第五个儿子祁隽藻，是道光、咸丰朝的宰相，鸦片战争时期。坚决主战，是林则徐的有力支持者之一。

就连统治山西30多年的阎锡山，也是洪洞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山西省政协编写的《阎锡山统治山西事实》一书，写道阎锡山祖籍洪洞。阎锡山之父阎书堂去世时，阎锡山所写的《哀启》中曾说：“先世于明洪武初，由洪洞县棘针沟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终乃定居河边村，遂隶籍五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徐向前，是山西五台县人。在他所著《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听长辈讲，我家祖上是几兄弟从洪洞迁居，落脚五台山下。永安村的徐姓属迁居始祖的第三分支之后裔。到我这一辈是十九世孙。可见大槐树的传人中，确实出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文化名人。 、

辗转迁移遍神州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明末吴三桂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西、四川、贵州、新疆、云南等地，部下兵卒不少人是冀、鲁、豫移民的后裔。由于不愿附逆，常常中途逃亡，于是就有不少人散居在上述各地。

清王朝建立后，关外空虚，土地荒芜，为了恢复生产，清政府一再鼓励向东北移民，甚至实行“能招之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的政策，于是“闯关东”的移民浪潮一直汹涌了数十年，并延续到民国年间，山东、河北等地迁移到东北的移民有百万之众。当时移民最多的是山东沂水、黄县，日照、莒县、济宁、临清次之，其中沂水县十人之中有八九个到了关外。而这些地区恰是洪洞移民分布的地区，于是不少移民后裔便转迁到东北地区。

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随蒋家父子登上孤岛——台湾，阎锡山家族也纷纷出国定居。比如，阎锡山的次子阎志宽和其女阎树榕定居美国；阎锡山的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惠，阎锡山的堂弟阎锡圻等纷纷迁居美国。其堂弟阎锡垌全家迁居台湾，阎锡垲全家分居于台湾和美国，堂妹阎慧静则随其丈夫薄以众留学法国。连阎锡山的外祖父曲成义，岳父五台县建安徐家，也有几十人去港、台以至国外定居。

近现代以来，随着一次次移民浪潮，华工“下南洋”，去美国当劳工；留学生赴五大洲各国留学，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后裔迁居国外等等。所以说，移民后裔遍四海并非夸大之词。

四、槐乡一线天下重

明代初年，朱明王朝大规模地从山西洪洞向各地移民，其直接目的当然是增加赋税，充实国力，但客观上远不止于此。它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提高了生产力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经过几十年的移民活动，全国人口普遍增加了，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根据官方的统计，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有1065.43万户，5987.33万人。永乐元年(1403年)有1141.58万户。6659.83万人。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到永乐元年(1403年)，仅仅过了22年，全国就增加了76.05万户，672.50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时，全国统计的人口是6054.58万人，这个人口数比元代的极盛时期，元世祖大统一时代的5365万人，约增加700万人。当时不仅全国人口普遍增加，而且各地区的人口逐渐趋于平衡。例如，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山西省的人口除大批迁出外，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的缘故，约增加了20%的人口；河北省的人口由于大批地迁入，再加上原有人口的自然增长，共增加了两倍。洪武二十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少315.98万人，到了万历六年，河北省人口比山西省只少2.57万人，可以说基本上接近了。而这时全国除边远省份外，内陆各省如浙江、江西、山东、河南等，人口都在500万以上，湖广、陕西400万以上，四川300万以上，人口数量大体上趋于平衡。

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明代，人口增加就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大批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得到满足。再加上国家有意扶持、奖励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垦荒种地的积极性。河北省宛平县召城里弓齐通，从山西灵石迁来，短短几年就开垦“荒地三百亩”；藁城张大名，从山西代州迁来，带着儿子张满、张记，没过几年，也“垦田千余亩”。从全国的情况看，据《明实录》的统计，洪武元年(1368年)，全国耕地面积不过180多万顷，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增加到366万余顷；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增加到387万余顷。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各种农作物的产量也大大提高。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后军都督府报告说：彰德、广平、大名等地移民598户，计收谷、粟、麦300余石，棉花183万余斤。二十八年(1395年)又报告说，彰德等四府，屯田38l顷，屯租233万余石，棉花502万余斤。又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征收赋税的米、麦、豆、谷达3270多万石，比元代每年征收的121l万石增加了近两倍。而且，由于赋税收人的增加致使许多府、州、县升格。如元末残破、凄凉不堪，被新任知府截下一个城角作府城的扬州，也在洪武八年(1375年)，以每年十几万石的税收，由下等府升到了中等府。

巩固了边防线

明朝初年，虽然蒙古统治者的残余势力被赶到荒凉的沙漠中，但明朝的边防线并不是巩固和太平的。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循漠北，可他仍保有相当大的实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并经常派兵南下骚扰，以图卷土重来。后来，蒙古贵族又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更是不断侵扰明帝国的边境。为抵抗蒙古残余势力的侵袭，明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沿边防线从东至西设立了9个边防重镇外，还得不断地出兵北伐蒙古，从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如永乐年间，明成祖北征，其中一次就用骡子34万匹，兵车17.75万余辆，民夫23万余人，运输粮食37万多石。

屯田戍边，自汉代以来就是我国防守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以汉武帝屯田戍边，防备匈奴为最典范。明初，由于兵祸灾疫，土地荒芜，国力匮乏，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屯田戍边”的主张。喜欢自诩为汉高祖刘邦的朱元璋，早就欣赏汉代的屯田戍边政策，他说：“屯田以守要害，北驭夷狄之长策”。并常常用赵国李牧、汉初赵充国屯田戍边的事例教育群臣。不久他就下令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到山西布政司，宣传募民军屯的事情。从前文所述明初山西的17次移民中，有两次是到边疆屯垦戍边的。如，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等到山西募民从军，屯田于大同、东胜，建立了16卫。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又征调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到塞北筑城屯田。

应当说，明初的屯田戍边办得很不错。老百姓应募军屯，叫做军户。军户由国家分给土地，平时屯田自给，战时从军打仗。由于所产粮食既充军粮，又当官饷，所以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据统计，明洪武年间全国军队180万人，按当时规定的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那么就会有120万军士参加屯田。大约共垦荒89万余顷。所缴税粮数目也不小，据史书记载，最多的一年是永乐元年(1403年)，收粮达2345万斤，占到当年国家所征税粮的43%，可见当时屯田戍边的成绩之大。难怪朱元璋拍着胸膛夸下海口：“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至于对蒙古残余势力的抵御，屯田戍边的作用就更明显了。洪武年间，朱元璋沿边设关，分地屯守，并经常派兵出击，大破元兵，收到了“漠北扫平”的效果。永乐年间，朱棣严守边防，屯田自固，“峻坦深壕，烽堆相接”，并四次亲征鞑靼，从而消除了边患。然而永乐之后，放松了屯田戍边，边防就松弛下来，以至发生了“土木之变”。永乐皇帝朱棣死后仅仅25年，即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在河北怀来的“土木堡”，被蒙古族的瓦刺俘获。当瓦刺军押着明英宗攻至北京城下的时候，著名的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率领京师军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京师保卫战。虽然，这位民族英雄后来被复辟的明英宗杀害了，但他却留下一首万古不朽的诗篇《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促进了科技融合

随着洪洞移民后裔走向全国各地，使地域之间的联系加强，从而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促进了各地的科技融合。移民到了新地区后，必然带来自己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从而优化出一些新的科技成果。例如，河北省万历年间的《广宗县志》记载，广宗县的老百姓有十分之七是从山西迁去的，故：“晋唐遗风”，这就是“男力稼穑，女勤织纺”。山西是周代“叔虞封唐”的地方，当地男耕女织的生产生活方式，自然随洪洞移民流传到河北。而河北宣化地区的科技融合就更明显了，由于当地为边疆重镇，为明代九个边城重地之一，所以此处全国各地移民都有。于是，这里的“土木工自山西来，巾帽工自江西来”；而其他匠人由外地迁来的就更多。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匠各有一技之长，他们互相切磋，工艺大有改进。

表现在科技融合方面的还有一个试种水稻的故事。现在的人们津津乐道天津的“小站大米”，可是明代初年河北北部根本不种水稻，天津周围茫茫碱地更不能种粮食。后来有一个外地迁来的移民，提出开沟引水洗碱种稻的建议，于是当地官府召集新来的移民屯田种稻，结果‘一亩产稻四五石。后来又扩大垦荒规模，得地18万余亩，招流民3000户，派士兵2000人一起屯种。通过兴修水利，洗碱种稻，使当地的粮食品种增加，产量也不断提高。

除了移民们自发地交流生产技术外，明代各级政府还大力组织百姓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据明代人召坤著《实政录》记载，当时山西省榆次、太原等地的民间纺织风气很盛，省府就组织了十几名教官，培训全省的木匠，教他们制造纺车、织布机。又传令各县衙门，督促乡官们把无事的妇女造册报官。然后用官库的银子买下棉花，每家发放一斤，掌印官按簿登记，督促妇女们学习纺织。同时还制定了赏罚措施。于是，一年之间，有上千家学会纺织。不到两年，全省妇女纺纱织布蔚然成风。

扩大了文化交流

明初中原等地的移民，既有来自山西洪洞的，也有来自江淮一带的，还有“山后沙漠”的。这些地方除“山后沙漠”外，都有较高的文化造诣，山西金元以来即为戏曲之乡，而江淮自宋代以来就文化繁荣。随着移民们的杂处同居，文化交流自然而然地就扩大了。当时，南方的秧歌传到了北方。秧歌又叫插秧歌，原来产生于盛产水稻的淮河两岸，是民间插秧季节、喜庆丰收或男女欢恋时的一种歌舞形式。随着移民的流动，秧歌也流传到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中、晋南一带。山西至今仍有太原秧歌、河东秧歌、武乡秧歌、临县秧歌、沁源秧歌、祁太秧歌，等等。每到节庆时候，群众就闹起秧歌来。其节目有《王小赶脚》、《绣花衫》、《小姑贤》等等。形式短小精悍，充满生活情趣，群众又称其为“耍耍戏”。

东北的“蹦蹦戏”也传到了关内。山西、河北早年有一种歌舞叫“落子”，即“莲花落”，开始是几个人手持一尺多长的“霸王鞭”，缀以几枚铜钱，或摇着“莲花落”，即用绳子连在一起的七个竹板，边舞边唱，煞是有趣。而东北的“蹦蹦戏”，又称“奉天落子”，曲调活泼自然，擅长表现生活。这两种歌舞活动，音调相近，形式相似，在移民们的传播下，结合成当前的一种剧种——评剧。近年来，河北省评剧团演出的《杨三姐告状》，以电影艺术传播到全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令人惊奇的是，洪洞移民竟把晋南的戏剧传播到江苏徐州。明末清初，黄河两岸的蒲州和同州，产生了一种新的戏曲叫山陕梆子，又称“乱弹”或“桄桄子”。元末明初这个剧种的雏形，就由洪洞移民传播到江淮流域，江苏徐州盛行的梆子戏即由此而来。时人于道钦写了一本《江苏梆子戏概述》，谈到江苏“丰县蒋门、蒋花架子(艺名)约生于乾隆十年，系由洪洞县迁来，居住蒋家楼，会戏300余出。他还精通音乐，自备衣箱、乐器，教授过众徒弟”。以后蒋花架子的徒子徒孙们，如李科、蒋狗皮领子、许钱为、黄景坤等，又在江苏、安徽办科班收徒弟。仅丰县1-00年来，就办了100多个科班，培养出演员2000余人，鼓手、乐师1000人。江苏梆子和蒲州梆子不仅在乐器、唱腔、伴奏方法上有许多相通之处，而且许多剧目都是一样的，如《反徐州》、《破洪州》、《杀狗》、《小姑贤》、《薛刚反唐》等等。

五、600年来游子情

移民后裔 情系古槐

岁月流逝，沧海变迁。明初大槐树移民活动距今已有600年。80年代中期，洪洞县志办征集到大量的证实明初移民史实的谱牒、碑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移民后裔那浓浓的思乡念祖之情。他们不论身居何地，因受到父辈的教诲和影响，虽经历十几、数十代的人世变迁，思念故土之情却依旧未减。他们虽说不出故乡是山西哪个县哪个村，但洪洞大槐树却像一面旗帜一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家族谱牒中约80%的移民后裔自认洪洞县是故乡。不少人干脆就说祖籍“洪洞大槐树老鹳窝”或“祖居大槐树棘针沟”。移民在迁入地定居之后，都喜欢在房前屋后栽种槐树。这种深绿色的高大乔木寄托着他们对故园的思念和憧憬。在河南、山东不少地方，私家祠堂匾额上书：“派衍洪洞”、“祖籍槐乡”等，还可看到许多念故怀乡的楹联。

近代的有识之士，纷纷将对故里的悠悠深情编书纂文以示纪念。1921年与1931年，洪洞人景大启、柴如祯曾先后汇集《大槐树志》两册。林中园等人于1988年编纂出版了《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书中搜集了许多序跋、诗词、谱牒等。游子浓浓的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读来感人肺腑。清光绪末年任江苏候补知县的刘大观，写过这样一首五绝：

此地别故乡，明代迁移忙。

五百余年后，古槐民不忘。民国初年，在山西陵川县任承审员的柴鸿漠写过一首诗曰：

汾水之滨大道旁，古槐旧址映斜阳。

窝称老鹳曾迁客，屋上飞鸟久别乡。

忆昔扶疏同荫樾，迄今爱戴比甘棠。

行人返里寻遗迹，父老相逢话梓桑。贵州人曾肇嘉、谢师炎及民国初年任洪洞县知事、后任山西民政厅厅长的河北人孙奂嵛、清光绪年间任广西庆远知府的李春浦、湖北随州人李兆麟、山东肥城人朱家垣等都写有缅怀故乡、歌颂大槐树的诗词。此外民间还流传着许多移民心向大槐树的民谣、顺口溜、故事和传说。湖北随州一带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山西的山，山西的水，山西古槐是乡里。

槐树大，大槐树，大槐树下我们住。

双小趾，手背后，远离山西娃娃哭。

娃呀娃，你莫哭，山西有俺的大槐树。

祖祖辈辈住山西，娃长大了也回去。

在河南嵩山脚下，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话说山西大槐树下，有个李广清。明初他家被迫从山西迁往河南。迁移路上，他肩挑行李，扶着年迈的母亲，身后跟着妻子和一双十五六岁的孪生子。路途中，只见田地荒芜，野草丛生，数十里杳无人烟，更看不到村舍。这一天走到嵩山脚下，眼前突然出现一片迎风翻滚的金黄麦浪。一家人惊喜万分，有庄稼便有人家。可不，麦浪中两个像仙女般漂亮的姑娘正在割麦子。因又热又累，姑娘的脸上淌着汗，红朴朴的，十分招人喜爱。李广清打量着麦田，发现这里麦子长得奇特，麦粒全长在麦叶上，一片叶子只长有一粒麦子。便吃惊地说：“姑娘，这一亩地能收多少麦子啊?”一位姑娘回答说，“不多，四石吧(1石＝100斤)”。因当时生产力低下，一亩地一般收一、两石麦子。广清老汉便以为她开玩笑，连连说：“这不可能，不可能尸另一位姑娘笑着说：“你要不信就住下来，我们给你几亩地的种子，你试试看。”李广清高兴地回答：“行啊，行啊。”于是全家人便在嵩山脚下安顿下来，与两位姑娘做了邻居。平日两位姑娘很照顾他们，不时帮他们的忙。一年过去了。经过全家人的辛勤劳作，庄稼长得出奇的好。收割后一算，可不，一亩地足足收了四石小麦。广清一家对两位姑娘非常感激。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几年，广清的两个孪生儿子长成了壮实的大小伙。一来二去的，他们与两位姑娘情投意合，终于结成了百年之好。母慈子孝，夫妻和睦，一家老少三代过着幸福生活。两儿媳不但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帮广清安排生产事宜，冬去春来，热热闹闹的春节刚过，两儿媳便先后分娩了。一家老小喜气洋洋，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又添丁进口，真是喜上加喜啊。突然有一天儿媳们失踪了。广清一家急得发疯，四处打听寻找，没有一点消息。刚出满月的孙子却开口对爷爷说了话：“爷爷，别着急。我妈回外公家去了，她们是神仙，是为了帮你们过上好日子才来嵩山的。她们要你们今后多帮助其他老百姓，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广清老汉以为自己在做梦，刚满月的孩子怎么会开口说话?忙揉揉眼睛，老眼没花；拧拧大腿，也知道疼，这才相信是真的。便连连答应着：“好孙孙，爷爷记下了。”从此李广清广做善事，凡有移民到来，便帮他们盖房买地，送给他们良种。久而久之，嵩山脚下渐渐繁盛起来，这里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圣地。时至今日，远远近近的老百姓还到嵩山旅游朝圣呢。

更有在外地为官的文人学士，募资树碑，以纪念当年移民事件，歌颂大槐树。早在清末，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在山东等地为官，宦游中常听老百姓说自己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老鹳窝和棘针沟迁来的，深感洪洞大槐树在移民后裔心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是广为募捐，筹建了古大槐树移民遗址。并在民国3年建成了碑亭、茶室和牌坊。其中，碑亭建在原古大槐树生长处，亭中树拓碑一座。高一丈五尺，宽二尺四寸。碑冠篆刻“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简略记述了移民史实。茶室建在碑亭西侧，三间四柱，供人小憩。柱上刻有楹联两副，其一日：

香挹行襟留快饮，荫清古道倚斜阳；横批饮水思源。牌坊建在碑亭南20余步远，四脚三门，飞檐斗拱。牌坊横额阳刻“誉延嘉树”，阴雕“荫庇群生”。横匾两面刻有诗四首，其一日：

木本水源流泽长，依依杨柳认村庄。

行人还里前踪记，遗爱深情比召棠。

由于千百万移民后裔都有怀念祖先之心，因而洪洞大槐树还有庇护乡梓、捍御外敌之功劳。辛亥革命时，赵城(与洪洞相毗邻，现属洪洞县)人张煌杀死了清朝巡抚陆仲琦。不久又因山西革命军响应辛亥革命起义，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部下卢永祥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卢部到赵城后，放假3天，官军抢劫杀戮，奸淫妇女，无恶不做。无论贫富贱贵，老百姓全部遭了殃。当时家居赵城，在陕西作官的张瑞玑上书山西巡抚张锡銮，控诉卢部所犯罪行：“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墙壁倾圮，城深三尺。”然而当清军出赵城继续南下，进入邻县洪洞境内时，却是另一番情景。清军个个循规蹈距，人人下马祭拜并纷纷说自己“回到老家了”。他们不但不再胡作非为，反而把自己从别处抢来的心爱之物供奉于大槐树下，跪地罗拜。近人揣测，卢部军士多是京津、河北、河南、山东一带人。其中移民后裔定不在少数。世代相传留下的训诫：“洪洞大槐树是老家”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故而看见大槐树，不由得肃然起敬。

海外华人 心向华夏

明初洪洞移民最初的分布地是中原地区和黄淮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沧海桑田的变换，移民后裔辗转流迁，现在全国大陆几乎每个省份都生活着山西洪洞移民的后裔。

随着一次次向海外移民的浪潮，洪洞移民后裔中，也有不少人迁到东南亚、欧美等国，特别是流迁到和大陆一衣带水的台湾省。当蒋家王朝被赶出大陆，随其登上孤岛的人中，自然不乏洪洞移民的后代。虽然时移境迁，移民后裔依然在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这种怀念故土、眷恋古槐的情绪在海外文人学士中尤为突出，各种有关记述散见于海内外各类报章杂志中。例如，祖籍河北高阳县的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吾族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山东、河北两省于该时迁来者不少。大家都说是由大槐树底下迁去的。清朝末年，有许多河北的军官重回山西，又寻到大槐树之所在，盖当时迁民时，都在此处聚集，再往各处出发。所以众口一词说大槐树底下是家乡。”台湾的李书华先生在《李石曾先生及少年时期》一书中写道：“李氏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永乐二年迁至河北高阳县。”祖籍河北深县的李金洲在《海外忆往补遗》中自认：“李氏家族自明初燕王棣定居河北后，由山西洪洞移民来此。”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大好形势，旅居海外的侨胞和华人后裔，本着爱中华、思故乡之心，纷纷回国或通过一定途径寻亲谒祖。1985年，缅甸太原王氏家族会曾致函当时的太原市市长王茂林，请求帮助查找有关太原王氏家族的情况。1986年，泰国王氏家族会致函国务院华侨办，通知南京、太原两地代为查询其宗亲史料。现太原王氏研究会已找到确凿证据，证实了太原王氏的根在太原，其始祖是周灵王太子晋，从而圆满解答了缅甸和泰国王氏宗亲的疑问。在河南民权县《太原王氏家谱·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粤自洪武定鼎，吾祖由太原洪洞而迁于直隶大名府邑东南隅，距城五十里许之毅村……”漂流在异国他乡的华人多是外出谋生的劳苦大众，因文化水平所限，生活环境又异常艰苦，一般都无法续写家(族)谱。即使写有家(族)谱，也会因年代久远或各种条件所限，而难以搜集到。因此类似太原王氏家族的情况，先从山西洪洞迁居他处，而后再转迁他乡乃至海外的，理应不在少数。

现在约5000万华人及其后裔分布在全球五大洲的100多个国家与地区。虽说他们并不都是洪洞移民的后代，但其中不少人与洪洞移民却是有一定渊源的。海外游子们无论身居何处，总在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们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根植于华夏大地，牢记自己是移民的后代，期盼着故乡的崛起。不少像阎锡山那样的军政要人后裔，现在旅居国外。他们经常与故乡的亲友旁支联系，关心着故乡的经济发展，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等。移民后裔身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广大海外侨胞、海峡两岸人民来说就是：“爱我祖籍之地，父母之邦，爱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地方。”数以百万华人侨胞正积极寻求共识，加强海外游子与祖国的联系。在祖国各地，甚至远在港、澳、台、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华人心中，洪洞大槐树是炎黄子孙的根，是连结所有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之一。每年清明时节，都会有不少海内外游子辗转来到山西洪洞，朝拜父辈口中那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槐树，参加当地举行的寻根祭祖活动，以共同发展古槐文化。

朋友，如你有兴趣寻根，想搞清你祖上的家世渊源，不妨去一次洪洞古槐公园，相信你会不虚此行的。

来源：黄河新闻网 编辑：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