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那些争议，他告诉眼前的记者，“我1987年的作品，当时写的时候比较年轻，激情澎湃，也代表了我当时对社会的看法。当然，也许有偏颇的地方，但基本上作品能代表我的文学态度。”

有记者现场拿出1988年莫言的代表作《天堂蒜薹之歌》的老杂志，并同莫言探讨了文学的批判性问题。莫言表示，“一个作家应该立足写作，立足写人，应该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他的描写自然带有批判性，真善美也要歌颂，批判也是个重要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我作品的文学的素质。因为这是一个文学奖，它授给我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的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族群的局限。”

“能够荣获这个大奖，对我个人是个巨大的鞭策。”莫言坦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奖项，但并不是最高的奖项，只代表评委的看法”，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不过，他对自己的主要作品“比较满意”。有记者追问他“这么多作品中，自己最喜欢哪一部”时，莫言则说：“一个母亲不能说最喜欢哪一个，说最喜欢老大，老二会不高兴，说喜欢老二，老三又不高兴。”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对自己故乡、自己笔下“高密东北乡”的喜爱——“我的故乡和我的创作是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伴随我成长，从小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创作的时候，这些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或许正因为如此，这个至今依旧用手写进行写作的诺奖得主，随后欣然为家乡山东的一家报纸题写了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