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做好今后工作，必须冷静分析、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
一是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化。当今社会，教育国计民生的双重角色、今天明天的双重地位、引领支撑的双重作用、内政外交的双重功能日益凸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教育富民、教育移民、教育惠民重任在肩，必须竭尽全力让更多贫困学子通过接受良好教育脱贫致富、服务家乡、改变命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迫切需要强化科教融合发展，坚持科技教育经济三结合，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厚植创新驱动根基；增强“四个自信”，培养适应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一代新人，需要教育“强基固本”，帮助广大青少年从小熟悉历史、了解国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必须深化教育对外交流合作，加强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在大国外交中发挥出教育的独特作用。
二是对象群体多元化。当前，教育对象群体更加复杂多样，对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管理模式等产生了深层次影响。流动性变强，2亿多进城务工人员在城乡、区域间大规模流动，随之而来的1000多万随迁子女，近1000万留守儿童渴望接受好的教育，渴望更多的关心和照顾，教育资源配置、学校布局、经费投入、师资保障、学生心理健康等面临一系列考验。“网络原住民”增多，互联网突破了课堂的边界、学校的边界、求知的边界，“万维空间”挑战“三尺讲台”。网络深刻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学习、生活、成长，如何做好引导规范，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如何促进线上与线下正向融合、虚拟与现实良性互动，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在教育越来越社会化的今天，家庭教育重要性提高，我们不仅要教育好学生，还要有意识地教好父母，引导好4亿多家庭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三是社会需求多样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多样化学习成为主流，教育评价更趋多元。学习资源更加丰富、学习途径更加便捷，学习者对学习时间、场所、方式、节奏等自主性要求越来越强，“灌输式”“大班化”已适应不了个性化需要；“有学上”之后，“上好学”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心态、迫切需要，对学校、教师、专业、课程的选择性越来越强，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既要尽可能地尊重满足学生和社会的合理选择，也要加以理性引导；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人心中有一本教育学，人人心中有一个教育梦，人人心中有一套度量衡，教育评价不再是也不可能是政府自说自话。这些都要求我们加快建立起更灵活的学习体系、更畅通的学习渠道，搭建起人才成长“立交桥”。
四是全民学习终身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日益向着整个社会和个人终身方向延伸，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年轻父母盼着孩子有更好的早期教育，走出校门的成年人盼着有更多“充电”再学习的机会，2亿多老年人盼着老有所学、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固守学校教育的“一亩三分地”，要在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普及程度的基础上，从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拓展，进一步构建起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终身学习体系，让教育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周期。
五是发展环境国际化。开放发展已经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势，我们的舞台是全球舞台、坐标是国际坐标、竞争是国际竞争。目前，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制定教育国际化战略规划，“收割”全球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我国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教育走出去和引进来还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吸引力亟待提升。我们不仅要留住、用好本国优秀人才，更要立足全球人才资源，主动出击，延揽全球顶尖人才。中国教育要赢得世界认可，需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中国标准，也要尊重国际规则，对接国际标准。我们既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也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特色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面对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要清醒看到，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还面临不少考验。如何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教育管理关系，完善政府依法监管、学校依法办学、社会依法参与的机制，既要集中统一又要生动活泼，拿捏好分寸，把握好度？如何逐步缩小东中西部教育发展差距，既鼓励局部率先发展，先期迈入教育现代化，又要步调大体一致，不让一个地方掉队？如何有效破解课业负担重、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片面追求升学率等“老大难”问题？如何有效化解办学自主权不足、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够、民办教育活力不强等基层反映强烈的问题？如何有效应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带来的新挑战，让教育变革跟上时代，让我们培养的人不落伍于时代？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研究、去探索、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