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研究不顾人死活
黑人护士尤妮斯·里弗斯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证人之一，她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项目工作到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里弗斯回忆说，患者们免费接受的所谓“治疗”，实际上不过是几片维生素或阿司匹林药片。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时的负责人雷蒙德·冯德勒曾表示，他就是希望能达到实验的真正目的，并让患者继续参与所谓的“治疗计划”。
实验还包括一项患者尸体解剖计划，旨在加强梅毒对患者脑部及其他器官伤害的研究。当时的一名公共卫生部（ＰＨＳ）高官１９３３年时曾表示，“只有这些患者死了，我们才对他们有更多兴趣。”
为此，里弗斯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她要定期走访参与实验的患者家庭，游说患者继续参与实验。她会给患者们分发阿司匹林、维生素等药品，偶尔也会带上一些现金做为“小礼物”。此外，她还要努力说服那些身处死亡边缘的患者同意死后接受尸体解剖。提供免费安葬是她屡试不爽的一个利诱条件。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归根结底，“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试验品”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以保证医学研究的“连贯性”。
这一点在青霉素被广泛应用于治疗梅毒后依旧没有改变。冯德勒曾于１９５２年表态说，“我希望抗生素的出现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项实验。”
由于这种刻意的延误治疗，根据哈丽雅特·华盛顿提供的数据，截至１９５５年，“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死者中的三分之一系直接死于梅毒，同时还有大批幸存者已经处于梅毒最危险的发病阶段。
调查人员粉饰太平
尽管如此，“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当年还是备受维护。就连大力主张以青霉素根除梅毒的美国时任医务总监托马斯·帕伦也为之辩护说，该实验为人们更好地了解梅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良机”。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据哈丽雅特·华盛顿调查，当年那个调查委员会并未将调查职责进行到底。
一方面，调查委员会只获得数月时间来调查一桩延续了４０年的实验计划，政府官员还拒绝为他们提供一些重要的相关档案。
另一方面，调查委员会也直接起到“粉饰太平”的作用。当年的调查委员会成员弗纳尔·凯夫和杰伊·卡茨在接受哈丽雅特·华盛顿采访时表示，他们认为当初有关部门任命布卢德斯·布特勒为调查委员会主席就是要他掩盖丑闻，布特勒也在调查过程中说服其他调查人员“给真相搀水”。比如，他们明明已经采访了包括里弗斯在内一批关键证人，但当布特勒提出如果保留录音可能会影响证人声誉后，这些关键的录音随即被付诸一炬。
道歉迟到２５年
哈丽雅特·华盛顿认为，１９７２年版调查报告没有在道德层面上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提出应有的谴责。“关键问题是，之前根本没人告诉那些黑人患者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而是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接受治疗，”她说。
对于调查委员会最重要的失职之处，如哈丽雅特·华盛顿所言，３４年前的调查报告没有“直击实验背后隐藏的种族主义思想”。
为什么要进行“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哈丽雅特·华盛顿的调查表明，这项计划来自于当时美国公共卫生部（ＰＨＳ）内一种充斥着种族主义思想的假设——梅毒在黑人和白人体内的传播方式不同。
当时部分官员和专家认为，梅毒会侵入白人“更为复杂的大脑”，却只侵入黑人的心血管系统，而放过他们“发育不完全的大脑”。当时的公共卫生部负责人托马斯·默雷尔甚至大放厥词说，“或许（梅毒）能解决黑人的（犯罪）问题，有时疾病能做到人们所做不到的。”
“美国政府当年的行为是可耻的，我感到抱歉，”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６日正式代表美国政府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丑闻曝光后，受害者于１９７２年集体控告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自１９７３年起陆续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进行了一定经济赔偿。然而，正式道歉却姗姗来迟２５年。
相关链接一：梅毒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当螺旋体进入人体后，迅速播散至全身各器官，产生各种症状与体征，也可呈潜伏状态，还可通过胎盘传给下一代，故危害极大。
梅毒按传染方式可分为后天（获得性）梅毒，以及先天（胎传）性梅毒两种。后天梅毒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
对早期梅毒要求彻底治愈，以消灭传染源，力争血清反应阴转，预防复发。对晚期梅毒要力求减轻症状，控制发展，部分血清转阴性。因此，治疗必须正规且充分。青霉素疗效好，毒性小，使用方便，疗程短，价廉，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
相关链接二：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以美国非洲裔黑人为“试验品”的医学实验丑闻，“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并非第一桩。
根据档案记载，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佐治亚州的托马斯·汉密尔顿多次强迫黑人奴隶约翰·布朗置身高温环境中直至昏厥，以此检测针对中暑的各种药物是否奏效。汉密尔顿甚至剥开布朗的皮肤，观察黑色素的沉积。
此外，亚拉巴马州詹姆斯·马里昂·西姆斯也曾在未经麻醉的情况下，强行对黑人女奴实施产后修复手术，还凭借手术成功在医学界赢得相当高的声誉。
诸如此类的实验在那个时代层出不穷。当时的科学家们甚至还经常通过一些所谓的“科学实验”来证明黑人为“劣等人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科学种族主义”并未受到应有的质疑和谴责。
进入２０世纪后，这种情况仍没有彻底转变。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至５０年代，为预测核辐射在战争中对士兵的影响，美国科学家曾对平民展开核辐射实验，连孩子也未能幸免。比如，一些研究人员１９４６年展开一项实验，观察一所公立学校中儿童食用遭受核辐射地区所产燕麦后的身体状况。
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黑人男童，进行有关暴力行为的遗传学研究。
１９９４年，南卡罗来纳大学招募了一批生活贫困并希望寻求禁毒治疗或产前护理的黑人女子，在未告知她们真实目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
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肯尼迪·克里格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鼓励居住在巴尔的摩的贫困黑人家庭搬到铅污染严重的地点，以进行儿童血液含铅量的研究。
１９９５年，洛杉矶一批非洲裔或拉美裔儿童接受了一种麻疹疫苗注射。他们的家长此前并不知道，这种麻疹疫苗属于试验性疫苗，此前一项相关研究已经因为致死上百儿童而被紧急叫停。
在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之间，哥伦比亚大学对１３５名黑人少年进行了芬弗拉明药性试验。芬弗拉明如今已因副作用大而臭名昭著。
在过去１０年当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先后对包括一批知名大学在内６０多家研究机构的违规研究行为展开调查。
（作者：孙浩 编辑：王晶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