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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如何平衡？

郭旃认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国内某些地方领导对文化遗产工作的误解和误导。申请世界遗产的真正目的是集合全世界的力量来对世界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除了通过科学手段去延缓自然衰变、避免自然灾害，人为的影响尤其要避免，比如旅游的压力。”

他表示，如果处理得当，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旅游业如果开展的好，会更加提升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和爱护；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旅游业的收入就会提高，有了资金保证又会促进遗产的保护事业。因此，如何让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永远处在一个相互促进的状态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损坏将永远无法弥补，而超容量的旅游会对文物带来损害，“实行门票限额制应该是以后的发展趋势，但目前由于管理、技术等各种复杂的原因，我国大部分世界遗产很难实现限额制。目前只有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限额制，每天只有2300张票，”郭旃说。

旅游过度开发还会对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原则带来挑战。比如，丽江古城不仅以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闻名于世，居住在那里的纳西人创造的民俗文化促进了丽江古城旅游的发展，同时也是丽江古城的灵魂。然而，现在的丽江古城却面临着去本土化的威胁。

在2007年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因保护区和缓冲区是否足够明确、是否足以应对社会发展和过度的旅游业的压力，而受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和询问。

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当地民族的民风民俗，丽江市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规定，比如城内的房屋一律不准卖给外地人，拥有者必须是当地人；城里经商的一定要穿民族服装，尽可能说民族语言，出售当地的土特产品。但问题是，当地的原住居民大多不喜经商，他们更喜好琴、棋、书、画，愿意把老屋租给来做生意的外地人，赚取租金。

郭旃表示，丽江古城的去本土化问题目前还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他坦言，理想的状态是让“原来纳西族的同胞保持在自己的房屋里，在保存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但这涉及到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

同时，郭旃也表示，我们不能只谈保护、不顾发展，而是应该找一个契合点。“你们一定要把专家的眼珠子同时也变成老百姓的钱袋子，”这是丽江古城管理委员会过去的一位负责人对郭旃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不一定对，但有一定道理，意思就是，在专家眼里需要潜心保护的东西，一定要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有世界遗产的资源并且能够适度地促进旅游经济，那是一件好事，但要把握一个度，要建立在保护的基础上发展，只要动脑子总是会有办法。”

“历史就是历史，文物不可再生。要尽量保护真实性，为了保护真实性就要尽量少干预，”在谈到故宫前几年因为大修而遭到国际社会质疑时他这样说道。

2007年，与丽江古城一起被世界遗产大会提起关注的中国遗产还有故宫、天坛、颐和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其中，故宫、天坛、颐和园的大修是招致“非议”的原因之一。

故宫的大修于2000年开始，至2007年终止。当时，针对故宫的质疑主要涉及大修的程序和方法，比如彩绘和木质结构材料的更换等，有国外专家认为，这是过度维修的做法。

当然，中西古建筑形式、材料、传统技艺等有很多不同，但基本的哲理、规律、准则应该是相通的，不应该存在根本的理念和原则的分歧。为此，2007年5月，由中国国家文物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研究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了“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60余位来自20多个国家的代表花3天时间实地考察了故宫、颐和园、天坛，随后就三地修复工作以及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修缮的理念与准则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专家达成很多共识，并原则通过了《北京文件》，就中国、东亚地区、东方乃至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一些问题达成理解。

“国际社会同行认为这一文件不仅对东亚地区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国际社会对故宫的关注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促进，而我们也做出了让国际社会吃惊的成绩，”郭旃说。

韩国没有“抢走”中国的传统文化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继成功申报端午节之后，韩国相继将“中国风水”、“中医”等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国网民难以接受，认为韩国“抢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此，郭旃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正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的见证，应该用更宽阔的胸怀和视角来看这一问题。”

他说：“我们不妨大度一些，从大的文化体系来说，大家都知道在东亚有一个很大的儒文化圈，发源地在中国，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儒文化传播出去之后，到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结合，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即便在名称上和原生地有某种雷同，某种相似，也未必就不是人类文明交融的好现象。拿韩国的端午祭来说，实际上端午祭到了韩国之后，结合了当地的风俗，内涵、仪式等都有了很大变化。寻根溯源，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但又是和当地民风民俗相结合的产物，这既体现了我们中华悠久文化的影响和地位，也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交流。”

郭旃透露，韩国最近还有一个叫做“孔文化村”的申遗项目。“在那个村子，家家都有对联，对联是用汉字写的孔孟古训，如果这个项目申报成功是不是就说明孔文化就成了韩国的了呢？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认为，所以，我们应该是有自信的，全世界有共识，知道儒文化发源地在哪里、影响在哪里。”

郭旃指出，每个文化遗产申报之前都要有一项比较分析研究，如果一种文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有了新的变体，可能就会有不同的代表性，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交融，也体现了一种新的创造，我们要在比较分析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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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中国的每一个申遗时刻

1976年，为保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有效实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于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已3次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从1987年中国首批6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中国目前已有世界遗产38处，位居世界第三。

郭旃从1985年中国签署条约之后，便与中国的世界遗产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7年首次申请世界遗产成功至今，他见证了中国的每一个申遗时刻。

郭旃表示，我国世界遗产的发展过程验证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也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世界遗产事业的发展。

随着综合国力增强，中国在与国外的交往方面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信。世界遗产领域也是如此。郭旃说：“在申请世界遗产方面，最初是国际组织在号召并鼓励我们申报，而现在我们可以非常自信的把自己的文化遗产拿出去与他们讨论。在与国际同行最初交往时，无论从理念到做法，我们都觉得外部世界很新鲜，发现我们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有很多方面有共同之处，有些地方我们又有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和优势。现在我们也经常参与一些行业内对遗产保护尖端理念和方法的探讨、以及权威文件的制定。中国的专家也时常有人受国际组织的委托，执行对其他国家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国际考察评估任务”。

郭旃表示，遗产保护的理念也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遗产保护意识得到加强。最初，遗产保护与发展常常被置于矛盾不可调和的对立面，但现在，遗产保护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比如，2005年，一向以博彩业闻名于世的澳门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小城的国际形象被发掘和展现出文化的光环和底蕴。这为保障澳门从根本上抵御博彩业可能出现的风雨飘摇和动荡确立了永不衰败的内在主体，为澳门在回归祖国后的持久稳定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世界遗产事业的作用和影响现在已经远远超出其专业本身的范围，除了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给与人们精神和文化的享受与借鉴，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和生活品质之外，作为大环保理念的支撑，还在有效服务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并且引人注目地直接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繁荣，国际的沟通、交流与合作，郭旃指出。

“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高兴的，”郭旃说。

（记者：董继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