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在东亚地区形成中日两强格局存在着战略上的不确定性。日本在经济崛起之后正在追求政治崛起，而中国作为政治大国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中日两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战略目标。但是，中国对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目前还看不清，而日本也对中国追求的战略目标说“弄不懂”。日本政界有相当一批政客根深蒂固地认为中日关系存在巨大的、潜在的战略冲突。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界最终决策究竟会选择“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还是“战略互害的中日关系”无法作出判断，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抱有忧虑。
第四，在经济领域，日本政府实施新的农产品检验标准，造成我国农产品出口难度和成本大幅增加的局面尚未改变；2007年2月以来，日本政府有关方面再次将雅马哈对华出口一事采取“深度挖掘”证据和加大惩罚力度，其背后动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就对华转让技术向日本企业再次发出严重警告；日本政府对华节能技术合作依然采取“动口不动手对策”；最重要的是2005年日本政府夸大中国投资风险，2006年日本对外投资的数据已经反映出这一动向。以上情况基本上可以说明日本政府至今仍未采取实际行动解冻“对华打经济牌所采取的措施”。
第五，中日两国各自经济面临一些新课题、新挑战和新调整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本身对中日经贸合作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而中日的选择又将直接影响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趋势。例如，安倍访华期间达成的联合声明提出两国将“共同推进东亚一体化”。但是如何理解“共同推进”？怎样推进？以及如何处理与东盟、与美俄印等国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课题。
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源短缺、油价高抬、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中日两国各自为战，还是通过加强合作去解决，这也是对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提出的新挑战。
另外，中国正在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致力于发展内需主导型经济和实行两税合并新政策等，这些都会对吸引外资产生一些影响；日本经济结构改革在小泉时代不过刚刚开始，日本经济内需不足，制造业过剩，靠外需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而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还在摸索之中。令人不解的是，在这关键时期，日本政界却热衷于发展政治和防卫力量，任凭经济“自由调整”。显然两国经济的这些结构的调整变化客观上也会要求中日经贸关系寻找新的发展领域。
以上分析说明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既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发展的脚步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两国既可选择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也可选择减少合作、开展争夺的道路，更可选择拒绝合作、全面争夺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讲，2007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将其比喻为“融冰之旅”再恰当不过。中日两国面对这些情况，究竟可以作出怎样的选择，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以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