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国全国税收收入实现稳定增长，完成77390亿元，增幅为22.64%，而中央政府对去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约在10%左右，这意味着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

伴随着财税收入的迅猛增长，中央财政的实力在不断增强，而地方债务问题、“土地财政”问题也同时浮出水面。于是，对现阶段实行的财税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渐强烈。

去年，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曾在《求是》撰文指出，要“在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

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财税体制必须调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牵涉到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事权改革的问题。”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谢旭人指出，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力争首先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

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的财税体制改革或将被进一步深化，那么已实施16年之久的分税制，是否也会有影响？

项怀诚认为

地方债务增长与分税制无关

地方债务猛增与分税制改革，有关系吗？

面对这样的质疑，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明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方债务增长不是由分税制改革造成的。”

分税制改革至今已经16年有余，成为建国之后推行最久的一套财税体制。但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指出分税制改革推行至今，实质上强化了中央财政，弱化了地方财政，而地方融资平台、土地财政等诸多现实棘手的问题均是分税制改革的后遗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则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我国省级以下并没有真正进入分税制状态，仍然集中于五花八门、讨价还价的分成制和包干制。因此地方政府职能不到位、土地财政等问题不能把板子打在分税制改革上。

1月初，作为该项改革设计参与者和见证者的项怀诚在上海明确表示：“1994年开始的财税改革到今天已经有16年了，这16年财税改革总体上来说是很成功的，其中一个标志就是财政的收入从改革开始的时候大概是4000亿元到去年估计8万亿元(实际77390亿元)。”

据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甚至出现中央先向地方借钱发工资后赖账不还的窘境。

项怀诚回忆说，当时有人称之为“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1994年的中国改革财税体制并实行分税制“拯救”了中央财政，将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立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机构分别征管。

项怀诚曾在《亲历分税制改革》一文中回忆，当时负责财税改革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亲自带队，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带领相关部门的同志，先后走了13个省，面对面地算账，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曾有媒体报道称，朱镕基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

项怀诚向记者透露，他曾参与了多省市的分税制“谈判”，他坦言，在这16年过程中间，经济快速发展，财政收钱不是它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收入再分配，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发展，这16年中国财政在它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财政转移支付将加强

不过，也有经济学者认为，分税制本质上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产物，在改革之前，中央财政拿得少支得多，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虽然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返还了地方，但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公共建设和服务的“事权”明显大于财权的局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而不断凸显。

因此，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针对“十二五”期间财税改革撰文指出，要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