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可以有如此力量
虽然从事新闻工作很辛苦,也不算高薪阶层,但是这个行业却有一些特性吸引着年轻人乐此不疲,中外概莫能外
成都某报的时政部记者曹东(化名)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他以前在机关报工作,因为被活跃的报业市场吸引,最终抛开安稳选择压力。“人们常说在成都生活工作很悠闲,但这绝对不适用于记者这个职业。”武汉某报一位跑突发新闻的记者说,他通常一早就开始忙碌,直到深夜才完成一天的工作,“有时候突发事件是在凌晨一两点发生的,领导一个电话你也不得不从被窝里爬起来,赶紧赶往出事现场。”
新浪网最近推出的《媒体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国内记者认为自己处于亚健康状态,约57%的人感到工作压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够轻松应付。常年奔波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很多媒体从业人员感到很疲劳,因此有人担心这种生活节奏只有在年轻时才顶得住,这种状态也让很多人觉得记者吃的是青春饭。
总体而言,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待遇一般。据北京太和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今年8月份对平面媒体业所作的一次薪酬福利调查显示,北京主流媒体记者、编辑的月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普通媒体的记者、编辑的收入通常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今年3月,互联网上还进行了媒体从业人员社会保障状况的调查,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的60.3%未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媒体行业中劳动力一方在劳动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不过,发达国家媒体从业人员的收入也不高。2003年4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新闻学院发布了颇具权威性的记者生存状态调查报告。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记者目前的年薪平均为4.3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5万元,属于美国中产阶级中收入偏低的一个群体。
但这个职业还是吸引着很多人,因为它有其他职业没有的特殊性。《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汉娜·比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美国,职业记者常常比较理想主义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求真相。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穷苦人说话。这个职业吸引人还在于它可以让人到处走动,和不同的人交流,增长见识。”另一位美国著名日报的驻华记者在接受采访时说,他选择这个行业主要是看重了它对社会的重要意义,“新闻的社会价值是深入人心的信念,我相信自由言论能促进政府、大的商业集团以及其他有权势的人物更加有责任感。”
勿庸置疑,这些特质也同样吸引着国内的记者,中国媒体界的活跃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怀有新闻热情的人在推动。
从“小资”报到农村报
国内记者生存状态的巨大变化发生在最近五年里,这和中国新闻改革的发展密切相关。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报业的激烈角逐就在很多城市展开,各大报业集团成立的市场化报刊吸引着很多年轻人跃跃欲试。
吴燕(化名)1993年开始在某大报工作。
“这是一张与时代严重脱节的报纸,我早就干腻了。”吴燕说,1999年的时候,这张报纸还把“网络”当成一个新名词看待。
2000年,报社买了一个新的刊号,打算做一份市场化的周报。吴燕离开了大报,加盟这张新报纸,她很高兴有了一片新天地,“我们当时想以时政新闻和娱乐新闻为主,走小资路线”。
后来上头决定这份周报为农村服务。此后,该报定位多次改变,最近终于彻底停刊。
重回原报成为吴燕无奈的选择。她曾考虑去都市报工作,但又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与年轻人相比没有竞争力。吴燕现在又回到了轻松的状态中,她的新闻理想也只有蛰伏下来并一点点消失。“这个沿海大省的机制决定了这里没有诞生名记的条件,这里的领导对省报记者很客气,对都市报记者却不放在眼里。”“职业记者所追求的独立性在这种不对等的采访关系中毫无存在的可能。”
吴燕说她看不到明确的方向,常常在设想转行。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媒体改革时代的政策和经营都充满变数,媒体自身往往显得脆弱。经常会有这种情况:记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平台,不久以后就发现它已经摇摇欲坠。
记者于飞专做娱乐新闻,他说当初选择这个方向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方面是因为它比较安全;另一方面,他认为娱乐是比较有前途的市场,会有很好的机会。他是一个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娱乐新闻”的人,但国内娱乐新闻的现状是充满了“跑会新闻”和“红包新闻”,很多人只是到处开新闻发布会收获一些资讯,毫无新闻价值。“我希望做有价值的娱乐新闻,写真实的情况,至少应该有观点,更专业。”
为了这个想法他曾经辞去了福建某报的工作,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贴钱做了一篇杨钰莹的深度调查报道。他说那时候最难熬的是等待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很闲,让人待不住。我又是个喜欢动的人,每天却必须等着别人给我消息。”
2002年11月,于飞终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娱乐类报纸。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段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开放的办报态度让他有机会做一些颇具精度和深度的新闻,一些在娱乐界位高权重的人物纷纷在于飞的报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像一颗颗炸弹粉碎着人们对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这份报纸在今年3月意外停刊,采编人员各奔前程。于飞就这样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没有找到新的落脚点。他说,没有找到类似的好平台也不想将就,“我和一些娱乐媒体接触了一下,但是主编们都不赞同做原来的那种采访。”于飞就这样一个人漂在京城里,彷徨着。“现在就像没家的孩子,我也没有激情去找选题了。我已经失业7个月了。”
“找另一个很好的平台,我现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这一天了。生活是很现实的,也许就会随便找一个报社。拿红包也不错啊。”他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
在现实中艰难游动
媒体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不同个性的记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不同媒体,那些血气方刚、为民请命的人应该可以成为出色的社会批评报道记者。然而,现实却使他们常常陷于不妙。
赵世龙现在心情黯然。10月20日,他入选中国八大风云记者,但这并没有使他的心情好一些。
他前些天离开了广州。在很多人的眼里,广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片热土,但赵世龙觉得“广州已经找不到新闻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一个不矫饰的记录者……试图通过哪怕微不足道的行动,来改变一个小小局部的气候与土壤”。在他过去10年的记者生涯中,《三峡大坝开裂》、《南丹矿难事故真相》、《广州长洲戒毒所贩卖吸毒女追踪》等报道都令人印象深刻。
赵世龙在广州买了96平方米的房子,原本生活舒适,但他还是选择了流浪北京,“离开的原因只是为了寻找新闻”。他希望自由的选择那些价值重大的题目。
为了新闻理念,赵世龙非常顽强、非常努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北京已经很冷,赵世龙在电话那头说:“我把我个人的能量用到了极限,但是我的工作没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个人去撞。”他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凉意。
赵世龙的长洲戒毒所报道见报以后,家里不断接到骚扰电话,扬言要给他好看。
赵世龙现在到了中央电视台。“来央视是因为这里的人给我很大的自由,多年来没达到过。”但他同时也明白自己对现实绝不妥协的新闻追求还可能碰壁“我在中央电视台也许是暂时的。我希望可以在这种现实里找到缝隙,让我在其间游刃。”
赵世龙也承认了自己的毛病,“我这个人脾气比较差,工作上也会产生矛盾。我常说,我不想做人,只做事。做人太累,我不懂那些人际间的政治。”他觉得自己这几年的磨练已经改变了很多,有点宠辱不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