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0日，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去世100周年纪念日。
他是世界上与中国瓜葛最深的外国作家。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易卜生作品的影响如此之深刻，易卜生的其他作品中也没有一个形象像娜拉一样如此受到中国的关注。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经典的代表作品。主人公娜拉，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所扮演的“玩偶”角色，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 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了家门。1879年，《玩偶之家》首演后，娜拉离家出走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欧洲，也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们。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娜拉”被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谈及、议论、分析，并逐渐成为了他们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的角色符号。
胡适：“易卜生主义”，我的人生观
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中国的一群先进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主革命热潮。他们以报刊为最重要的阵地，进行民主思想的传播，并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在中国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的新文化运动。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以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为头阵，加上胡适与学生罗家伦翻译的《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即《国民公敌》)等，排出了雄壮的阵势，刊出了“易卜生专号”。袁振英在《易卜生传》中甚至称娜拉“为革命之天使，为社会之警钟” 一个来自挪威勇于寻找自我的娇小女子被当作了“民国初年进步男女共同向往的典范”。
易卜生研究专家石琴娥告诉本刊，“易卜生专号”的发表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起易卜生，此后的30年间，仅《玩偶之家》的中文译本就有9种之多，同时这出话剧在剧院和学校剧团也经演不衰。娜拉一举风行全国，成为妇女解放、思想解放的楷模。
胡适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评论易卜生的学者。据《胡适留学日记》载，他在 “易卜生专号”上发表的《易卜生主义》，早在其留学期间即用英文撰写成，并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上宣读过。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胡适通过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作品内容的介绍和运用，宣扬了他所阐释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曾坦言，“‘易卜生主义’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当时的胡适，一心想去除国民的奴性、使人们追求独立自由的人格，甚至把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来开展。
第二年，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部中国“娜拉剧”《终身大事》。虽然此剧带有简单幼稚的模仿痕迹，连胡适自己都称该剧为“游戏的喜剧”，但在当时，由北大学生排演后，仍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随后出现了一系列以“娜拉出走”为主题的社会问题剧。如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侯曜的《弃妇》、郭沫若的《卓文君》、张闻天的《青春的梦》、余上沅的《兵变》、欧阳予倩的《泼妇》等。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朱文华说，胡适之所以这么做，是认为，“易卜生所宣传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可以在五四时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封建的一个思想武器，可以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争取个性解放的一种重要的思想参考”。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社会问题剧的繁荣也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早期问题小说的勃兴。茅盾的小说《虹》中，主人公梅行素无疑带着娜拉的影子，她为挣脱不合理的婚姻和家庭的枷锁，奋而出走。巴金的《家》中，男主人公觉慧则是第一个离家出走的男性娜拉形象。
与此同时，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苏青等一大批女性作家的也渐渐崛起，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了“五四”新女性的个性解放要求，这也是对“易卜生主义”所激起的个性主义浪潮的一个有力回应。领军人物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女性不再是爱情生活的奴仆，而是始终处于可以主动取舍的地位，显示了面对男权世界、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
“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娜拉离家出走前的名言，这句话曾激发过许多普通女性效法娜拉出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讲师赵东梅告诉记者，这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周璇，她公开宣称，“立志要做娜拉那样的人”，她因此离开了一起生活9年的丈夫，踏上了演员的道路。胡适的《李超传》中所描写的四川女子李超，反抗包办婚姻，逃出家庭的控制也是现实中的真实描写。
就在所有人在效仿、在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站出来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同时警醒大家，“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鲁迅认为，妇女只有获得了与男人相等的经济权和社会势力才能真正得解放的结论，为梦醒后无路可走的青年指出了一条需要“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的道路。
其实，鲁迅早于1907年就作为第一人在《河南》杂志上对易卜生及其作品颇进行了一番评论和褒奖。只不过当时得到的响应远不及11年后《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主要在于个性主义：人的个性、妇女解放、社会批判者，这都是鲁迅考虑到的中国知识界所普遍缺少的东西。正因为此，鲁迅的创作也是向社会发出一种声音，向社会主流说不，告诉人们怎么从这种主流生活方式和态度中解脱出来，活出自己的意义。
鲁迅还在随后创作的《伤逝》中，形象地展示了经济基础对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决定作用，对一味乐观于娜拉潇洒出走者如当头棒喝。而郭沫若在为纪念秋瑾烈士而写的《娜拉的答案》《“秋瑾史迹”序》中也阐示了他的态度，“我认为秋瑾所走的路正是《娜拉》的答案”。
1928年3月20日，易卜生百年诞辰。《大公报·文学》为此发表《易卜生诞生百周年纪念》的长文，对易卜生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极其局限性，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价。此时，易卜生的作品尤其是娜拉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