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 南柯一梦很残酷

到目前为止，《变形计》共播出了《网瘾少年》《高三师生母女互换》《老孔变村官》三期。其中《网瘾少年》是长沙网瘾少年魏程和青海穷苦村娃夏占喜进行7天的身份互换，这期节目引起的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大。

变形的第一天，夏占喜坐进城市妈妈的宝马车，看着车流如织的城市繁华，泪如雨下。7天里，他享受着梦中的富足生活，7天后，他回到原来的贫穷中。有观众认为，这样南柯一梦的富贵对夏占喜很残酷，对他的人生甚至是一种伤害。另外，节目刻意放大城市生活的美好，形成简单的一元化价值取向。其实，生活在农村一样可以很快乐。

对此，李鸿荔说，做这期节目前他们请心理专家、社会专家进行了认真分析，有一定的把握，对夏占喜的正面意义更大。“夏占喜本身有问题，上课走神、爱抱怨，对城市盲目幻想，让他提前感受一下城市生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坏的结局是他不愿意回去，因此我们进行了干涉，既让他充分体会城市的好，也让他看到城市的弊端。”

李鸿荔说，因为篇幅有限，他们没有将他在长沙7天的全部内容展开，而使观众产生了错觉。“坐宝马、吃大餐，夏占喜被城市的繁华打垮了，又惊慌又恐惧，一天流了7次眼泪。但后面几天，城市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无聊、沉闷，父母没有时间陪他。7天里，他去湖南大学，看我们通宵加班的生活，看到了城市邻里之间的冷漠，看到了吵架，这些因为篇幅限制没有展开。其实他接触的并不是梦境般的好，而只是另外一种生活。”

■主持 王姬玩票抱憾离去

《变形计》最初的主持人是王姬。10多年后她重操旧业，留给观众稳重、大气与自信的印象。然而仅做了两期后，她便称档期排不开而离开了。

王姬说，当《变形计》主持人纯粹是玩票，不过她玩票也很有原则性。“我不喜欢八哥，不喜欢当喉舌，喜欢能让大家思考的东西。年轻人玩玩乐乐，我这个年龄一定要能发人深省。《变形计》让我陪着观众看节目，打破了司空见惯的主持人模式，非常个性化。”不过，做节目的过程中有不少遗憾，“我希望下到田间，到第一现场，参与越深越好，但做不到，只能看素材，只能听编导讲故事。”

王姬透露，《变形计》的班底都是做新闻节目出身，并且是临时组建的，缺乏做专题片的经验，“第一天5分钟的节目，我录了18个小时。”王姬称自己不可能天天都扑在《变形计》上，“我要拍戏，有空过来了，他们（编导）却没有准备好，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湖南台用自己的主持人要方便一点，随叫随到，大家都没有压力。”

对王姬继任者陆立的表现，观众评价普遍不高。有的观众认为她没有自己的风格，与王姬相去甚远，甚至感觉她是游离于这个节目之外。对于主持人的人选问题，李鸿荔表示自己做不了主，要由台领导决定。

李鸿荔在亲自操作了两期《变形计》后，因为个人身体原因暂时离开一线，转任外围策划。她介绍，《变形计》并不是一个常态的节目，原计划只做9月份的4期节目。现在因为反响大，有可能会继续播出，从10月9日到10月底，新做3个选题。对新节目的内容，李鸿荔表示还在生产，不方便透露，但有一个城乡老师互换的题正在酝酿。

学者观点　　《变形计》能否长久要看题材

针对《变形计》所引起的争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张颐武(blog)谈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南柯一梦

他认为交换身份所引起的效果对夏占喜的正面意义更大：“媒体和公众特别愿意从负面来理解。夏占喜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暴自弃，另一种是激发梦想，通过努力，获得这样的好生活。我觉得夏占喜见了世面，积极的意义更大一点，让他看到这些，正面告诉他，人应该有梦想。”张颐武认为媒体有必要营造激励文化。

关于一元化价值观

张颐武认为，不能因为在农村生活也可以很快乐，就忽略对物质的追求，“农村也可以很快乐，但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快乐和痛苦，物质带来的便捷和精神的快乐是两个问题，不能混淆。”

关于节目价值

张颐武认为，《变形计》纪实性发挥得比较好，“趣味性、娱乐性、刺激性兼容。虽然这种想法国外早就有，但国内电视媒体来充分表现还是很有意思。从总体来讲，《变形计》的社会价值要大于它的娱乐价值。”

关于节目生命力

至于《变形计》的火爆能否持续下去，张颐武认为最困难的是选择合适的互换对象，“任何一个节目都有衰变期，这类节目难度很大，成本偏高，又要追求纪实效果，对编导、对创意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样选择更恰当的对象，满足社会性和娱乐性的双重要求很重要。”

张颐武还给《变形计》支招：“可以搞职业角色互换，比如一个歌手和一个教师互换，娱乐性更强。”

一家之言　　
怎么变形也不会改变 叶倾城

偶然看到了《变形计》第一期，立刻就觉得是一部血淋淋的、现实版《王子与贫儿》，王子———城市富家之子与贫儿———青海农村少年互换身份，去过对方的生活。王子可以忆苦思甜，但贫儿呢？他看到满眼富贵，他知道这七天里一切都是他的，但他更知道———这不过是一个七天的梦，梦醒之后，他被打回原形。像我们都学过的那篇课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从来没见过光的盲人是有福的，而真的得到三天光明然后又永远活在黑暗世界里，是什么滋味？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欧美的电视台有互换真人秀的节目，懒散的贵妇与勤劳的家庭主妇互换，最后回到自己家庭的时候各舒一口气。我也在北京台看到类似的节目，是有问题少年的家庭易子而教。因此，我也以为《变形计》是一个家庭教育节目。

但不，第二期，就是母子互换———这题材太剽悍，简直是现成的好莱坞电影。我看着母亲失态地大哭，心里却生出隐隐的不安：那些注定的大配角和龙套———母亲的学生、女儿的同学，他们不会因此影响功课吗？如果我是学生家长，大概不去批电视台就是批学校：你们，误人子弟。

我没想到第三期会这么荒谬，一个省政协委员去当村组长，文字介绍十分煽情：“已经功成名就的厅级干部，变形为遭受洪灾山村的村组长，毫无农村工作经验的他，将单枪匹马领导村民灾后自救。短短7天时间，仅仅3000元资金，全面改变20多户村民的困境，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吗？”我曾在机关里混迹多年，知道几乎每一位官员都下过乡，或多或少都有点儿农村工作经验。而且他曾任市长，主管一个市的全面工作，湘潭、邵阳，农业都占了很大比例，“毫无农村工作经验”？别扯了。

因此，我看到他在电视里低三下四一口一口“兄弟”求挖土车司机，简直想笑起来———这是一种造作，他是乔装成贫儿的王子，他比谁都清楚，王子就是王子，贫儿就是贫儿，怎么变形，也不会有改

傅雷说：“奇迹在中国不算稀罕，大都没有好下场。”《变形计》才第三期，就已经不真诚了吗？（编辑：王奕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