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否生气，庄子是否着急，咱不知道。要按照这个路数推想，那个不老老实实把《红楼梦》写完还整得比密电码复杂一万倍的曹雪芹早就被逼疯了。

毕竟大家需要这样一种自身心灵的慰藉，需要这样一种社会人际的和谐，试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寻情感的归宿，求解现实的困惑。原本被视为高深晦涩的传统文化当以一种亲和的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面目出现时，既高雅又平实，就很容易被大家所接受。在这个时候，大约就需要出现这么一个人，需要这样一种“心灵鸡汤”，无论她是不是叫做于丹，无论她讲的是不是《论语》。

怀着种种心理跳出来给于丹挑错的人也渐渐多起来。管它“硬伤”还是“软伤”，与其具体挑错，到不如真正清醒地去认识国学。人家玩的是“六经注我”，您就别在哪儿掰饬“我注六经”的那套，闹得人家不带您玩。既然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就没理由用另外一套规则去横加指责，更不能以自家标准嘲笑人家这个游戏玩不好，进而去推断别的游戏也都玩不出“膝盖上挂暖壶”的水平。不是人家没把您老说的游戏玩好，而是人家根本玩的就是另外一个游戏。折腾半天，于己无益，于事无补。

“国学”热起来了，从众心理或许还会使之升温，也就有些人把国学当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似乎一切社会问题、个人问题都可以通过宣讲国学迎刃而解。可惜啊，国学固然博大精深，但它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也不能解决所有人生的困惑。

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国故论争中曾经说过：“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慕国故。”虽然今天的“国学”不同于近90年前的“国粹”、“国故”，但还是忍不住让人再回首恍然如梦。新文化运动高扬的大旗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可是旗下的一些激进主义思潮却与“国学”势不两立。好在，新文化派中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已清醒意识到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不仅要“盗火”——“输入学理”；还必须“理水”——“整理国故”。尝试着造就了自由体新诗的胡适先生提倡用科学的精神重新审视国学的价值，“整理”是要再造的，是要推陈出新的。而师者的素质，也就是说这传道授业解惑之人的头脑很重要，要知道如何正确看待国学，传授国学的精髓。而且，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和接受国学，不能一叶障目。

于丹说：“《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其实，在世俗的快乐和成功之外，还有灵魂的丰富与高贵。即使这真的是《论语》的真谛，也不是所有国学的真谛。

今天的国学热既是大众精神需求的必然趋势，也是对于国际上“汉学热”的被动反应。

必须清醒的是，西方社会对我们的关注绝不仅仅是被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吸引。开放的文化心理可以兼容并包，但并非顶礼膜拜。

我们确实需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而传统文化，甚至仅仅儒家文化，连同糟粕，并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我们历来都是多元的文化，国学是一个广泛的领域，儒家的经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能盲目地奉为经典。国学当然不应该被打倒、被砸烂，但也不宜过分夸大它的功用。毕竟不是意识形态为纲的时代，文化道德对社会最多起到的是协调作用。

焚身以火，尽情燃烧，太热了，就总担心它会化成灰烬。不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舒坦些。

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时候，想“待浮华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编辑：陈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