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看来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您还遇到过什么困难？
赵总：参加核潜艇工程的同志里，我33岁，是年纪最大的，其他同志，很多是刚毕业的，还有几位哈军工的老师，跟我差不多年纪。核潜艇项目上马时，苏联留学的同志还没有回来，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互教互学，不会就学，不懂就问。我们的办法，是“用集体的力量来掌握全面”。就这样，我们的集体在最短的时间里成长起来了。那时候我们都有一股“原子弹精神”，艰苦奋斗，不计较任何东西，以完成国家的尖端国防任务为光荣。
战略上我们不怕困难，但每个环节都具体严谨，需要论证的就论证，需要做实验的就去做，一步一个脚印。核潜艇项目从上马到最后完成，我们中间没有反复，没有走错路，只有不断的改进。
1965年核潜艇重新上马，我们把原设计草案的参数、要求重新整理好，在这个基础上面，分析和听取各地单位的回馈意见，重新审核了设计方案，工程也顺利进入陆上模式堆的验证阶段。这时候，刚好是我国开始三线建设的时候。
1966年，我就带着设计队伍到四川了。在四川建设模式堆是个特殊情况，骑着驴进山，在还没有基础的山沟里面搞模式堆。从配套设施到生活设施，包括吃饭、住宿的地方，都要从头开始。从大城市一下走到落后农村里，除了设计工作，上山打柴，挑水江米都要我们动手。住宿是最简单的条件，我们找了一所乡村小学，把大礼堂占了，就是我们的宿舍。
由于防空的需要，模式堆建在靠山的隐蔽地方，所有的建筑单楼面积不能超过500平方米，“远看像村庄，靠山隐蔽，傍水进洞”，当时我们的厂房都是一个个的平房，散在山沟里，因为地势低，环境非常潮湿。模式堆又是一场新的战斗，大家都很认真，任劳任怨。搞模式堆的时候，到了1970年的4、5月份，模式堆已经安装得差不多了，进行调试，启动。系统一次调试过关，顺利进入下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