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受到其全球化政策的深刻影响，反华又存在反全球化的背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最近撰文指出：随着2007年中国成为欧洲国家进口的最大来源国，以及欧洲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欧洲国家不仅仅在人民币升值、产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国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国都出现了所谓的中国间谍案。去年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紧张关系，反映出西方社会对全球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感到的焦虑与恐惧。

当然，西方在走向分裂，美国并不能代表西方，并非典型的西方。就维护全球化而言，中美走向战略趋同，与欧洲的矛盾今后会日趋尖锐。尽管美国也存在反全球化的部分，总体而言，中美是全球化的最大发动机和最大得益者。中国的战略选择，首先是与全球化的美国为伍，反对“反全球化”的美国和欧洲；并且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化朝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以人而非国家为单元的方向发展；在后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进行经济发展模式从外贸、外资转向国内需求拉动，减轻对全球化的依赖，同时加速推进国内的一体化和亚洲一体化建设，构筑防范全球化风险和反全球化冲击的双重防波堤。在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集中体现在让中国支撑全球化的领导机遇；挑战则集中表现为中国与西方的矛盾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较量阶段。

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颠了个个儿。世界同时上演着少年中国说、青年美国说和老年欧洲说三个版本的戏，正在告别历史、回到未来。（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