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研究细致入微

“中国问题专家”———这个头衔听起来很有高高在上的意思，但在接触中，本报记者却有另一番感受。

首先，这些专家虽然多是美国人，但他们中文都非常好，有的甚至可以用“地道”来形容。比如著名学者傅高义到中国一所高校演讲时，说的第一句话是：“20年没来了，大家别来无恙吧”。康奈尔大学的寇艾伦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他们在家里都用中文交流。他妻子对本报记者说，结婚几年来很少说英语，自己的英语水平大大降低了。

其次，这些学者非常注重从“特殊渠道”获取信息。比如，知名学者兰普顿在其代表作《同床异梦》每一章节的注释中，都写有这样的话：“此问题是中国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或学者告诉我的”。除了官方渠道，美国学者还重视从民间获取信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告诉记者，她每次来中国访问，无论日程安排多满，都要抽出时间与中国学生接触。中国学生的思维很活跃，可以激发她的很多灵感。此外，这些专家也愿意深入中国社会了解情况。记者在陪同时发现，他们不要求任何中国官方人员参与，只是四五人一组，深入到中国普通居民社区、菜市场、老人健身中心、劳动力市场等地，随机问一些与当地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他们也会走到一些巷子里，随手抄下那些提供“办证”服务的电话号码。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多采取很具体的研究方法。从事文化研究的美国学者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从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对外用兵的有关奏折里，对“主战”和“主和”问题进行量化统计，再与中国古书《武经七书》相结合，总结出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重要的。这本书里大量引用中国古籍，让人无法相信，写作者竟是一位没有中国血统的西方人。汉密尔顿学院的政治学家李成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他研究的问题是谁会成为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在其代表作《下一代领导人》中，李成采用大量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前几代领导人的情况，如成为省部级领导及进入高层的年龄等，并以此得出最后结论。更细致的中国问题专家则研究中国领导人每一次面对重大事件时使用的语言，进而推断中国高层对此事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