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回乡路

　　生性好动的陈刚在电子厂只做了半年多时间，就离开枯燥的流水线工作开始跑业务。随后，他换了很多工作，卖过电吹风，在建筑工地上推销过建筑筛网。

　　1992年，陈刚开始频繁跳槽，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自己做老板的行业。1995年初，陈刚在南山区租下一个门面尝试开店，并获利不少。

　　但好景不长，1997年前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很多乡镇企业破产，陈刚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也是在这个时候，陈刚听说四川老家镇上要开发，规划了很多马路，还要出售地皮。于是，带着在南方经过洗礼的头脑和赚来的资金，陈刚回乡在镇上买了一块地皮，建了房子，把户口从村子里迁了出来，并尝试在当地经营天然气，但很快亏本倒闭。

　　近十年间，这是陈刚第一次回家。和数万打工者一样，陈刚不得不在外过年。不回家的原因，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每到年关，要么工资被拖欠，要么有钱也买不到平价票，即使从票贩子手里买到了高价票，也担心挤不上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

　　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高潮，春运成为社会热点，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节前通常是北京、广州等劳动力输入地，节后通常是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地。

　　1993年春节前后，铁路列车客票对乘火车进出广东省和广东省内的乘客实行浮动加价。之后，每年春运火车票或多或少都会上浮。直到2007年春运，当年铁路春运各类旅客列车不再实行票价上涨，以后也不再上浮。

　　长时间漂泊在外，对于渐渐年迈的父母，陈刚觉得自己很不孝，“只能用钱来表达，很悲哀”。一年临近春节，陈刚打电话回家，说没有闯出一番事业，没有钱买火车票，不好意思回家。妈妈带着哭声说，不希望你们怎么样，就希望你们能在身边。

　　他们的第二代

　　除了对父母的愧疚，陈刚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的儿子陈磊(化名)。当年，结婚三天后，陈刚就去了深圳，妻子生完孩子后也赶去做工赚钱，年幼的儿子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生活、读书，成为留守儿童。

　　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再加上老一辈对孙子的宠爱，陈磊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没有人能管，老一辈人只顾得别让孩子冻着、饿着”。

　　父子之间的沟通，仅凭借为数不多的电话，内容也局限在问问考试成绩排名等简单的一问一答上。陈刚只知道儿子迷恋网络，可是连儿子上网做什么他都不知道，“除了要钱，儿子好像没有别的话和我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为了孩子的学习，为了能和孩子一起生活，陈刚不止一次想过把孩子接到深圳读书，可去打工子弟学校不放心教育质量，到公办学校又交不起借读费、赞助费，再加上自己不稳定的工作，终于让陈刚放弃了。

　　这样的忧虑，困扰着每一个离乡在外、家有儿女的农民工。每一对打工者夫妻，都会考虑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孩子怎么办？跟自己还是跟父母？每个选择，都意味着同时面对失去些什么东西。

　　2007年除夕夜的央视春晚上，三十个农民工子女质朴而纯净的诗朗诵《心里话》感动全国。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李素梅说，这些小演员全部都是该校的农民工子弟，他们的父母有的收废品、在饭店打工，有的卖菜、开小卖部等。

　　以北京为例，最早的非正规打工子弟学校建立于1993年，5年后就增加到57所。不仅学校数量增加很快，学校的规模扩张也十分迅速。这样的“自力救济、自行解决的无奈尝试”在广州、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均陆续出现。

　　2006年下旬，由于手续不正规、校舍存在安全隐患等原因，北京市海淀区教委开始取缔30多所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但因教育资源有限，教育部门并没有下“死命令”要求公办学校无条件接收，一些流动儿童不得不离开学校。海淀区的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是整个北京市的缩影。

　　同年，各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开始施行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政策，很多农民工又将子女送回了老家读书，流动儿童又成为了留守儿童。

　　从绝对数量上看，被留在农村老家的留守儿童规模更大。像陈磊这样的留守儿童，在他们身上，因监护人角色缺位等引发的种种问题，正在一步步显现。

　　另外一条路

　　由于回乡创业失败，2000年初，陈刚不得不再次返回深圳南山打工。

　　之后的三年间，陈刚换了无数个工作，网络销售、工业化工、节能电器等，基本都是做销售。直到2003年，陈刚接触到了某著名咖啡品牌，成为了该品牌代理公司里的一个小业务员。

　　通过自己的努力，陈刚用了两年时间，让这个月销售额仅有3.2万元的小公司，攀升到年销售额达六七十万元。陈刚自己也因此平步青云，2005年，他成为了该代理公司的营销总监，被公司派驻东莞成立子公司。曾为找工作发愁的陈刚，也开始招募打工仔了。

　　2004年前后，国内市场物价上涨，表现在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上尤为突出。而那时候的农民工工资较之前几年并没有多大变化，进城务工成本越来越高，农民工们带回家的辛苦钱越来越少。

　　正在招兵买马的陈刚突然发现，自己在人才市场上打出的招工广告基本无人问津。后来，陈刚通过新闻才知道，当时，中国首次遭遇了“民工荒”，特别是东莞首次由官方确认民工紧缺。

　　这个冲击波甚至还影响到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地区、环渤海地区，并向中西部地区纵深发展，其中尤其以珠三角地区为甚。

　　2005年春节，陈刚乘飞机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在这一年返乡，但不再准备外出打工。

　　从2003年开始，以取消“三提五统”等税外收费、改革农业税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到2004年底，全国农民普遍“减负”超三成，共计减轻农民税收负担280亿元左右。

　　正是因为这样，曾在江苏吴江一家玩具厂做工的陈刚二弟陈立(化名)，听同乡说现在家里“棉花、小麦都涨价了，种地划算了”，于是，在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陈立决定回家。

　　未来的融入

　　当民工返乡种地的图景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演时，陈刚坚持了下来，这样做只为了自己最初的梦想——创业做老板。

　　2006年，陈刚放弃了副总经理的职位，用积攒下来的钱加盟那家品牌咖啡，成为了该品牌的一个代理公司总经理。

　　从普通业务员一直打拼过来的陈刚，深知一路走来非常不易。

　　当开始“领导”数十人在东莞创业时，陈刚尽自所能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为每一个员工都买了医疗保险。“跑业务其实很辛苦，原来我的领导没有想到这点，我可不能不替员工想想”。

　　替“陈刚们”想想的，还有“陈刚们”工作过的城市。2005年3月，深圳市劳务工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启动，这种以互助合作形式解决劳务工医疗保障的尝试，开创了全国先河。

　　但是，在外奔波了近二十年的陈刚，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和本地人再怎么交往都会有距离感。尽管他已经买了房子、开上了车子、成为了总经理，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广东人”、一个“城市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永远都是一个农民”。

　　和陈刚相比，儿子陈磊却更愿意成为“广东人”。

　　当陈磊偶尔在暑假时到广东和父母小住时，他跟着父亲和客户、同事一起饮早茶、烧香。对这一切，陈磊充满了新鲜感，毫不排斥。

　　如今，陈磊已经当兵一年多。对于儿子的未来，陈刚有自己的计划：陈磊退伍后先让他在外面打工一年，体会自己曾经历过的辛酸苦辣，然后再让他回到公司，从一个最底层的业务员做起，慢慢熟悉公司的运作、业务员的培养、客户的维护和厂家关系的处理等，等陈磊处理问题成熟后，自己把公司交给儿子，再退休回四川老家。

　　这一整套计划，陈刚并没有告诉儿子。“我们上世纪60年代生人还是想要落叶归根，这个他还不懂。不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都是喜欢在外面的。”一直在细细观察儿子的陈刚很相信自己的计划，“儿子喜欢这里，我想他不会拒绝的”。

　　不管陈刚是不是计划，当“陈磊们”长大后，他们注定会进入父辈们适应多年、拓展多年的城市，他们的故事也注定会与父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