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7日，参观者在性文化实物展览上参观。新华社特供本报图片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30年来，中国社会曾出现两次有关性的社会大讨论：一次发生在1979年6月，导火线是一张电影的接吻剧照；另一次发生在2008年4月，导火线是一堂婚前守贞课。

　　性，这个伴随着五千年人类史的字眼，在30年前的中国好像洪水猛兽一样。然而在30年后的今天，性走入了高堂雅室、走进了学校课堂。

　　接吻剧照

　　1979年6月18日上午，一封言辞激烈的读者来信摆在了时任《大众电影》主编林杉的桌头。

　　“我看了你们编辑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

　　这封署名向问英的读者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让他如此愤慨，以至于连用了三个问号的质问缘自《大众电影》复刊后第5期的封底——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

　　时任《大众电影》副主编的唐家仁回忆，这是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的刊物首次刊登接吻照片。选择这个封底时，编辑部下了很大决心，但还是没有想到这么快便有读者发来了措辞如此强烈的来信。林杉与唐家仁拿着这封信，到影协书记处请示后，决定将这封信全文发表在下一期的杂志中，并请读者就“接吻剧照”进行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11200余封关于“接吻剧照”的讨论信像雪花一样飞入了《大众电影》的编辑部，其中反对的声音有三分之一多。这场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关于“接吻”的全国性公开讨论，后来成为当代性学家研究“性解禁”后的第一个事例而不断引用。

　　著名的性社会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将1978年之前的中国归为“无性社会”，而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一场“性革命”迅速结束了“无性社会”。“当时的中国社会，任何一个领域出现跟性相关的话题，都会吸引起全社会的目光，接吻的电影剧照引起的讨论不过是开篇而已。”潘绥铭说。

　　裸体艺术

　　同一年的冬季，一幅大型的女性裸体壁画又一次刺激了国人的神经。

　　1979年10月1日，新落成的首都机场开始投入使用，在此之后的两个月，有超过30万人次的北京市民前去参观。吸引大家的还有一幅名为《泼水节——生命的礼赞》的巨幅壁画。中央美院的画家袁运生在完成这幅壁画时，大胆地创作了三个裸体的长发女性形象。

　　袁运生向记者回忆这幅壁画创作时说，“我在要画沐浴场景时，人是不能穿着衣服的。为了通过审查，我在草稿上多画了条线，这样看上去就成了穿着衣服的。在壁画就要完成的时候，我偷偷把线去掉，完成了裸女。等发现了，也已经没办法了”。

　　得到有关领导肯定后，这幅壁画得以展示。好奇的北京市民口口相传，于是蜂拥而至一看究竟。可惜好景不长，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首都机场在三个月后为三个裸女的身前蒙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参观的人们可以透过纱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开纱衣一窥究竟。

　　潘绥铭回忆，那段时间公众对裸体的东西似乎充满了热情，关于女性裸体的绘画、电影、展览风靡一时。1988年在北京举办的“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将人们对“女性裸体”的热情推上顶峰。

　　1988年12月22日，“油画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一共展出了中央美院28位画家的136幅作品，展出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女性裸体油画。

　　展览的总策划是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葛鹏仁。他回忆，开展后每天在中国美术馆西侧售票窗口排队买票等待入场的长龙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长。展览最后一天，数千观众拿着新买的《油画人体艺术作品集》画册和明信片，簇拥着让画家签字留念。画家们为此忙了一整天。

　　仅18天的展览就迎来了22万观众，一位名叫柯普的外国观众在参观后，对群众的热情提出了质疑。他写信给《中国日报》说，“在其他国家的艺术史上，不可能找到同样的实例，原因很简单，重点不在‘艺术’，而在‘裸体’。”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刚刚结束“性真空状态”的社会对“裸体”的需要，大大高于“艺术”。

　　开放之外

　　性压抑一朝得以解禁，社会对性知识、性文化的需求如同饥肠辘辘的老虎。然而填充这些需求的“性”食品却是良莠不齐。于是在各种“涉性”事务蓬勃生长的同时，一场政府发起的查禁“黄色淫秽”出版物的行动也开始了。

　　1982年5月，一本名为《玫瑰梦》的外国小说在一夜之间从全国各地大小书店的书架上消失，原因是书中有“大量淫秽描写”并违反出版规定。《玫瑰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因涉黄而被查禁的作品。除了小说本身被查禁外，小说的出版单位——延边人民出版社还被处以60万元罚款。

　　1988年以前，中国被认定的“淫秽色情图书”有30多种，6家出版社因违反出版规定停业整顿，130多种被认为图文涉及淫秽色情描写的期刊被叫停。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禁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是在这个时候遭到查禁的。

　　1986年10月，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的朱正在北京出差间隙去国家出版局去看望老友。在闲谈中他告诉朋友准备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朋友连忙告诉他，这书不能出，漓江出版社已经报了这个事，但没被批准。

　　回到湖南，原本想停止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朱正遭到了出版社上下一致反对，当时该书全国征订数已经达到了30万册。为了解决出版社的经济压力，朱正打了个擦边球，决定模仿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删节本《金瓶梅词话》的办法，把图书发行限制在专业范围内。

　　1987年1月中旬，湘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正式出版。各地书商的车就停在印刷厂外面，装订一批拉走一批，轰动一时。但还不到一个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大量描写性的文字而被查禁。当时湖南省出版局局长、副局长，以及朱正本人都因违反出版规定遭到了严重处分。

　　有同样命运的还有贾平凹1993年的新作《废都》，出版仅月余，该书便因“黄色淫秽”遭到查禁。

　　2004年1月，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廊桥书系”中的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再次出版，第一版印数5万册。书籍依然畅销，但整个社会却已经相当平静了。

　　走进课堂

　　就在裸体艺术引发社会热情，金瓶梅删节版、查泰莱夫人手抄版广泛流传，以及轰轰烈烈查禁黄色淫秽的同时，一个专门以这种性文化现象，以及性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小圈子也在慢慢形成，这便是后来的性学和性学家。

　　性学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在1994年中国性学会成立之前，由北京医科大学王效道教授、现在已经定居美国的“性学滚雷英雄”邓明昱教授等领导的中国性学会筹委会已经整整准备了8年，其间筹委会还一度被认为是“全国性淫秽组织”遭到调查。

　　1986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教授写的“重刊潘光旦译注霭理士《性心理学》书后”一文更是对性学研究提纲挈领，“人类两性生活不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过两性之间的感情，可以丰富和美化人类生活，使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升华为一种艺术的享受……要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对性进行科学的研究，只有在对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能在群众中普及了这种科学认识，两性生活才有条件提高到艺术的境界。”

　　1988年，国家教委、卫生部以及计生委三个部门同时发出了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启蒙教育开始正式进入了中学的课堂。

　　初中三年级时，会有一门生理卫生课，当上到生殖健康时，老师会把男女同学分开上课，月经、自慰、早恋等过去难以启齿的字眼羞涩地进入了课堂。

　　同性婚姻上“两会”

　　如果说对中国性真空状态打破后，对“两性”文化的解禁是势如破竹，那么对同性恋、虐恋、性工作者等性的“亚文化”的态度转变则是“曲径通幽”。作为国内最早研究“亚性文化”的学者，李银河深有感触。

　　她与王小波在合写《同性恋亚文化》前进行调查时，大部分的资料是通过信件获得的，同性恋圈子仍然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群体。这本书出版后，将同性恋定义为一种性的亚文化，这极大地挑战了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2003年，李银河又一次提出了为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议，开始直接挑战传统伦理道德的底线。

　　李银河说，30年前别说同性婚姻，就是同性同居，一旦被发现都可能被扣上“流氓罪”的帽子而成为违法犯罪行为。但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社会对同性同居的认识一点一点出现改变。

　　1991年，安徽巢湖公安部门“抓获”了一对同居的女同性恋者，但当地的公安机关发现中国实际并没有适用的法律后，没有随意处理，而是很严谨地逐级上报到了公安部。

　　1991年11月6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巢湖公安部门转发了公安部关于同性恋处罚的批复：

　　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公安部的这个批示是我国对同性恋问题的首个司法解释，成为以后处理同性恋问题的法律依据。除了官方的政策松动，整个社会对同性同居的接受程度也不断增强。

　　200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李银河终于委托一名政协委员将“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议带上了全国两会，一时间震惊海内外。李银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要将同性婚姻立法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它通过为止。

　　之后的五年中，李银河果然没有食言，每年两会期间，她都会委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将“同性婚姻立法”带上全国两会。

　　除了同性婚姻外，性社会学家也纷纷以平和的心态开始研究虐恋群体、性工作群体等更为隐秘的亚性文化圈子。

　　贞节课程

　　在社会对个性自由选择给予更多关注的同时，一股性开放、性自由的暗流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暗潮汹涌。

　　2004年10月，国外某公司公布了当年的全球性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中称，当年平均性伴侣数最多的国家，不是美国、法国，而是中国。

　　这份报告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众多性学者对该报告提出了质疑和反对，潘绥铭教授也是对这份报告给予猛烈回击的专家之一。

　　但从他在2000年和2006年两次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实践进行的调查中，国人的性伴侣、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都有了明显的增加。比如，国人超过两个性伴侣比例由2000年的16%增加到了2006年的25%；国人婚前性行为比例由32.9%增加到了43.5%；男性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更是由20%提升到了36.6%，女性大学生的比例由12.8%增长到了26.8%。

　　面对包二奶、一夜情、婚前性行为在社会上越来越普遍，青年大学生首先对性开放进行了反思。

　　2005年，四川成都两所高校7名女大学生签订了《青春无瑕同盟协议》，女大学生们在协议中高呼：“如花岁月，沐浴爱情光辉，然而目睹过太多享一时冲动的甜蜜而以泪洗面的悲剧，为了抵制不良风气，为了维护女性健康，特订立此协议。享受爱情甜蜜，维护爱情严肃，珍爱女性贞操，结婚之前不与任何异性发生性关系。”

　　经过网络传播，短短几天之后，全国便有数百位女大学生响应协议。

　　2008年4月8日，一篇名为《婚前守贞课进入大学课堂》的文章出现在了各大网站的头条。原来，浙江大学课堂开设了一门“婚前守贞课程”的选修课，倡导学生在接受培训后做一个决定：保持性禁欲直到结婚。

　　这件事通过网络媒体传播，迅速在全球华人社区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出乎意料的是，赞同婚前守贞的大多数是匿名的普通网友，而几乎所有的性学专家都持保留意见，并由此事件展开了对国内性教育的反思。

　　身居美国的邓明昱在对中美性教育进行对比后认为，保守的性教育或者禁欲主义教育都只能带来适得其反的后果。政府、社会、学校应该着手建立一套完整的性教育体系，让年轻人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性观念和性行为是个人的选择，但个人也要承担选择带来的后果与责任，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他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