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与怪才的君臣配

神宗接手的北宋王朝，从总体上看，的确存在危机。太平日子过久了，土地兼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神宗当场气傻了眼，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就跳过朝廷重臣，寻觅改革之臣吧。一个备受争议的怪才映入了他的眼帘：王安石。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一个人的改革悲歌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神宗急于改革，“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情谊，让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包容、恰当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神宗这位孤独的行者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