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发展”之路 究“暴利”之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银行成为目前最赚钱的“暴利”企业，银行持续攀高的利润业绩是否对国民经济一片利好，高利润是否能带来完善的金融服务，片面追逐高利润又将给银行带来怎样的风险，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分析师何志成对此进行深入解读，他认为本质上为服务型企业的银行如此获取暴利是不正常的，银行不能太爱钱。

何志成认为，银行获得的高利润是建立在拥有垄断性的贷款议价权基础上的，整个贷款市场完全是银行一家独大的卖方市场，为了获得贷款，企业基本丧失与银行议价的话语权，从而满足银行的各种变相谋利的条件。因为紧缩，整个资金面流动性稍微紧一点，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议价关系，是买方市场还是卖方市场，是卖方市场，银行可以有更多的议价权。垄断议价权，让银行可以随意对企业设置各种贷款条件，为了生存很多企业不得不答应这些条件，上浮贷款利率成为普遍现象。

一般在银行资金面比较宽松的时候，像银行属于买方市场的时候，它是属于要下浮的利润，就是贷款利率要适当地下浮，下浮10%、15%，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下浮20%，这种情况都有，但是去年下浮的情况基本没有了，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是很正常的情况。除了上浮利率，随意收费也成为银行被舆论广泛诟责的弊病之一。比如贷款正常贷款给你6.2，然后通过咨询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变相地把贷款利率给你提高，这种情况在很多基层银行，是比较普遍的。有数据显示，在2003年，国有商业银行的收费项目为300多项，到如今有据可查的收费项目已经达到3000多项，在不足十年的时间里收费项目增加了10多倍。

各大商业银行利润一路飘红，而作为贷款主体的实体企业的生活却始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很多企业贷款无门处于资金链断裂边缘，江苏省海门市三星镇这家无胶棉厂的老板施卫华，这家只有12个工人的工厂，主要是为一些床垫企业加工化纤棉垫。最近，施卫华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棉被订单，但是却没有流动资金进原材料，工厂也面临着暂时停产的危险。

通过采访棉厂老板施卫华，记者得知过去的一年，像施卫华这样急需银行贷款救命的企业主数以万计，很多人在苦苦求贷无门之后，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向非法的高利贷寻求帮助。

何志成告诉记者，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够从银行拿到正常利率，就是国家法定的贷款，基本利率贷款，一般都是上浮。上浮20%拿到这算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不是20%，很多民营企业是30%、40%才能拿到贷款。就说贷款贵，贷款怎么会贵，就是这个贵。银行利润的80%来源于存贷款的利息差，银行赚得越多，意味着贷款企业就赚得越少，企业成为替银行打工的，后续发展势必动力不足。

相比于条件苛刻的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似乎更能救急。浙江新鹿富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新明就就告诉记者，他们公司基本上是用民间的资金来投入企业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银行融资也比较难。

据记者调查的数字显示，去年商业银行人均年创利润达50万，而实体企业人均年创利不足4万元，很显然在银行高利润的背后国内的实体企业正因缺血而发展后劲不足。

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银行的这种高议价的贷款条件，结果导致实体经济出现某种程度的萎缩。实际上，银行提供增量贷款连年递减这也加剧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对等的议价地位。现在新的增量资金还减少，那么实体经济自然就紧张，紧张了以后高利贷的市场就泛滥，高利贷市场上一泛滥，银行的信贷议价能力就增强，银行议价能力增强，就跟企业提供各种各样的提高贷款利率的条件。

何志成认为，银行追求高利润的同时，势必伴随着较高的议价风险，实体企业萎缩死亡，银行业的长期发展也无法得到支撑。

从海南查处建国以来的最大洗钱案、到江浙高利贷钱庄泛滥、再到苏北小镇的“宝马乡”，几乎所有洗钱、高利贷盛行的地方，均存在大量银行资金被卷入其中蒙受巨额损失的现象，很显然，银行在通过高议价权获得高利润的同时，势必要承担实体企业因资金短缺而突然死亡所形成的坏账风险。

相对于何志成，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于银行业的高利润并不认同。曹远征认为，这个利润总额比较高，但是它的回报率并不高，银监会公布20%左右，总算1.几，不到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非常暴利的一个行业。虽然从总额上来看很高。

曹远征承认，中国银行业目前主要靠存贷款息差来赚取利润的现状，并不是当前国际银行业的主流，但他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复杂，并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自身的问题。他还说国外银行业跟中国银行业很大一个区别，国外很多银行业是混业的，它是很多业务都可以做的，比如说证券、保险然后其他，中国银行业现在是分业，基本上是其他的像保险证券有单独的，在这种情况下，这是国外一个类型很大不同，有甚至它的一个发展。但是说我们也知道，要想以混业方向，对监管能力非常高，综合经营和综合监管，那么它的能力要求非常之高。一国如果达不到这种监管，它最好分开，中国银行业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是从一个原有的状态，开始有苗相适应，向混业状态发展，那么对监管体制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