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Avaaz——网络行动主义真的能改变世界？

拥有三千万会员的Avaaz组织始终致力于用科学技术拯救世界。卡罗尔·常德瓦拉采访了Avaaz的创始人里肯·帕特，共同探讨了Avaaz所取得的成就。示威者们装扮成戴维·卡梅伦和鲁伯特·默多克在莱维森听证会前示威。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2013年7月的一天，我在国会前看见了示威者们进行“缅甸下一个卢旺达”的示威游行时，我突然意识到厚重悲恸的话题也可以轻松、生动。现场人们头戴纸糊头套装扮成添胜和卡梅伦，让我完全从几米外由斯通威尔及伦敦同性恋合唱组合开展的民族灭绝活动中吸引过来。这天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投票的关键一天，一边是缅甸示威者们挥舞者标语，高呼着口号抗议示威。另一边则是艰难的演出：伦敦同性恋合唱组合演奏了多版本无伴奏合唱的 “我需要英雄”，皮特·塔切尔现身活动现场，与其随之而舞。

但是21世纪抗议活动的现实是美丽的游行。注意力让我们失去了竞争力，而电视镜头却能很好的表现出来。来自缅甸洛兴雅地区的回族少数民族姑娘接受了记者的街头采访，采访中她讲述了家族所遭受的人权侵害。通过镜头一帮充满了稚气的青年人，希望能帮助这些不幸的人。于是组织了名叫Avaaz的团体，他们都是网络积极分子，自我简称全动者。他们或通过签署过抗议申请书，或使用脸谱网上“喜欢” 搜索引擎功能，也或向某些活动捐赠等途径去帮助欧洲的蜜蜂远离农药，捍卫坦桑尼亚马赛地区的领土全，或支持爱德华·斯诺登。你既可以认为他们是21世纪新型示威者的创始人，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一群懒汉行动主义者，就像那些放弃使用Iphone或脸谱网的抗议者。

在六年里，Avaaz由当初只有几个国家的声音到如今受到全球的瞩目，它开创了激进主义的新方向。激进主义不再是以行为为主导，而是以问题为主导。无论是缅甸的人权侵犯、叙利亚内战、大堡礁的生态威胁，还是哥斯达黎加对同性恋的憎恨，在Avaaz网上点击你最感兴趣的活动项目，使之成为Avaaz中最热的话题。如果你此时还未听说过Avzza,那只会是时间的问题。

早在七月间，我去缅甸示威，笔记本上记录的Avaaz成员已有2300，0000，后来九月，当我采访Avaaz创始人里肯·帕特尔时，会员人数已涨至2786，6100人，如今，文稿已于十月出版，人数又逼近3000，0000。或许我应深感惭愧，因为当500，0000人因一个缘由聚在一起时而我却只是在敲打键盘。据Avaaz网站统计，在我写下这句话时已有172人注册了。

Avaaz 的成员有别于其他像绿色科学组织这样的组织成员，他们的成员也许要写倡议书或邮件呼吁。但Avaaz的成员可能都不记得曾在Avaaz网页上做过什么，不过即便这样，你仍可能为一全球性现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是“网络支持者亦点击一族的崛起”。评论家争论着到底Avaaz取得了什么成就，不少人表示Avaaz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其他团体需数年努力才能获得的成就。毫无疑问Avaaz在全球性的平台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位Avaaz的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些评论都是咆哮，大部分都是极血腥，影响极大的。政府首脑已关注到此，传统慈善组织像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对我们有大量的非议、嫉妒，但他们也提出了不少关于自由派未来前景的问题。”

“一个空想愚笨的救世主” ­­­­­­­­——前任Avvaz员工如此评价他们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