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是一个认真的人,虽不像那些高喊“哥们。让我们拯救地球吧”,也不会说“我能感受到作为一个政治家要重新竞选的痛苦。”他十分善于思考和反思。至此他的简历令人瞩目、他曾担任联合国担任冲突分析师和在驻利比亚及阿富汗盖茨夫妇基金会工作。他现在已不是瞠目结舌、乳臭未干的大学生,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仍想改变世界,并且深信他能够改变世界。
里克·帕特是一个很和蔼的人,但当我问他是否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时,他几乎生气的答道“我认为我不是的。我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觉得没有必要对那些无知的激进主义者负责。我们所作所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曾经当我还是冲突分析师时,我只会因为是必要的才建议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的选择是明智的,而那些所谓的宿命论者是怠惰的、无缘由的。有时人们会认为犬儒主义是带有一种专业性的。但我却从不认为如此”。
Avaaz的崇高理想及非官僚主义的本质吸引了不少厌倦传统慈善机构中各种限制的员工加入。曾在Avaaz工作的人员表示在这工作觉得十分自由。星期一里一大推工作,到了星期三发现才只做了一点点。不过这里的狂热份子也不少,许多人认为科技能拯救世界。
当然Avaaz也不得不承担非议,他们在帮助记者康罗依潜入和逃出利比亚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却被夸张攻击为康罗伊在与其同行的星岛日报女记者玛丽遇难时而逃亡。人们对于此事持有保留态度的同情,不过至少Avaaz成功的让非政府组织的财政收入减少了。
Avaaz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理所当然的会拥有全球化的野心,也许这样的一个定位并非是偶然。帕特成长于加拿大,埃德蒙顿西部的农村,埃德蒙顿也就是那个在奥运会上被戏称“死德蒙顿”的城市。父亲是肯尼亚裔印度人,母亲是俄罗斯犹太人之后,早熟的他小时候就读于印第安区学校。我问他的偶像是谁,他毫不犹豫的说是“达格·哈马余尔德,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从达格的日记中,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知难而上、真诚的、爱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