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最后一战的对手究竟是谁？

1998年10月21日，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沙龙（右）在美国马里兰州怀伊种植园出席中东和谈时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会面时的情景。 新华社发

在既古老又年轻的以色列，沙龙是个极富争议性的政治军事人物，不论是在他的犹太同胞、阿拉伯敌人，或中东以外的国际人士中，有关他的评价都趋于两极。

有人极度推崇他的军事天才，将他称为“战场之鹰”、“以色列的保护神”。他是以色列特种部队和伞兵的元老，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他作为师长，用一场闪电战巧夺埃及西奈半岛的“钢铁阵地”阿基拉赫，为以色列在这场大战中仅用6天便取得完胜开了个好头。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在“赎罪日”抢得先手，以色列巴列夫防线被埃军突破，战场形势极为被动，他在美国卫星情报帮助下，从埃及第二、第三两军结合部巧妙穿插，偷渡苏伊士运河，截断埃及第三军退路，迫使埃及媾和，不仅令以色列在战争中反败为胜，还从此彻底扭转了以色列在以阿历次战争中总是南北同时受敌的被动局面。1982年，已当了国防部长的他策划了号称“第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的黎巴嫩战争，在贝卡谷地之战中重创叙利亚防空导弹部队，更基本解决了巴解武装骚扰以色列边境的老大难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和达扬、拉宾等同时代以色列名将相比，沙龙曾打过不少败仗，如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米特拉关口惨败，就一度令以色列处于战略被动地位。他在晚年决策从加沙、南黎巴嫩撤军，更被一些强硬派认定为“败笔”，认为今日真主党、哈马斯之猖獗，沙龙难辞其咎，甚至有人讥讽他是“偶像派战神”、“出色的战术家和蹩脚的战略家”。

有人对他的政治头脑、魄力十分钦佩，指出他既敢顶住美国压力，坚持在被占领土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又敢顺应时势，顶住国内定居者和保守派压力，推倒亲手建造的定居点；既能不顾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口诛笔伐，在黎巴嫩难民营和约旦居民点大开杀戒，又能顶住昔日政治盟友的责难，坚持对被占领土的单方面撤军，推动“以领土换和平”的和谈努力。但也有人认为，他早期的穷兵黩武令以色列公众形象受损，后期的绥靖妥协则让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中的极端分子坐大，。甚至有人讽刺他“不过是美国想让硬就硬，想让软就软罢了”。

有人对他的敢于“抗上”和立异十分赞赏，认为倘非他在1973年力排众议，以色列或许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倘非他在出任总理后从右派立场上反戈一击，今天虽一晃三摇、却总算勉强维持的巴以共存局面，恐怕根本不会出现，如今饱受诟病的“冷和平”，或许会被代之以更血腥的“热对抗”。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指出他在军事上、政治上往往过于鲁莽，如1973年的偷渡苏伊士运河固然大胆，却多亏了两个友邻师的无私掩护，可他大功告成后却独享欢呼。2000年9月明知此举如捅马蜂窝，却执意参观敏感的阿克萨清真寺，结果导致巴勒斯坦人持续高涨的“大起义”。至于他早期针对约旦基布亚村的屠村，和黎巴嫩战争中一手策划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屠杀，则更让整个以色列为他的鲁莽背上黑锅。

时势造英雄，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不应脱离其生存环境。近代犹太人饱受歧视痛苦，渴望家园，对土地有执著的挚爱，对周围环境有本能的不安全感，时刻准备投入战争。对于颠沛流离数千年后重返故地的犹太人而言，置身于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的汪洋大海中，不论战与不战都危机四伏，百战百胜也不能换来安宁，一战而败便可能亡国灭种。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战争”、“生存”就成为每个以色列政治家、军人和平民不得不朝思暮想的严肃话题。

对于出生于东欧狂热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家庭、年轻时便投身军旅的沙龙而言，战争、和平和安全自然也成为其生命中永恒的主题，他的坚持或改变，始终围绕着“以色列的生存”这个主题展开，早年的强硬和好战，是认定“犹太人退让不得”，一旦退让，就可能死无葬身之地。晚年的改弦更张，则是领悟到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人口、出生率差距悬殊，地缘政治形势恶劣，一味用武力和定居点追求安全纵深，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继续维持代价高昂的被占领土统治和犹太定居点，并不符合以色列的生存利益。

正因如此，“战神”沙龙的最后一战，对手是自己昔日的保守派盟友、甚至自己一贯的强硬派信念，他离开原本的政党——右翼利库德集团，另组中间派的团结党，力排众议从加沙和南黎巴嫩撤军，开始拆除被占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年逾古稀的他，事实上将自己、将以色列人自建国伊始便坚持的国家安全、民族生存传统理念，当成了自己最后一战的对手。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长达八年的中风，让他的最后一战刚吹响号角便戛然而止，此后巴以之间、巴勒斯坦内部，乃至黎巴嫩、叙利亚和整个中东，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政治变局。而这一切，都不是僵卧病床、丧失神智八年的沙龙所能、所应负责的了。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战仍会继续，不过逝者已矣，对于八年后终于解脱的沙龙而言，他的战争总算打完了。

（来源：中国日报网 中国日报网特约评论员 陶短房 编辑：小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