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到2050年，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95亿人口，希望其中贫困人口的比率会比现在大幅下降。

　　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会议上有一项发言主题是关于人口增长。这是个连神都困扰的课题。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贫苦的人们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计划生育或更严厉些的举措，如大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

　　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更迭率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数据并没有超过太多。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又是哪里来的呢？其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即是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家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于某些可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称是我们这10年里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别是这一伟大成就发生的中心地带，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地还会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实际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儿童的峰值”。即是说，目前大约有20亿个孩子，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不会再刷新了。

　　但这20亿个孩子很多都能长大成家并拥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们会为人父母，这就是预测中那一年人口将达到95亿这一数字的来源。你不能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孩子，上帝不会允许，而即使不需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这些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几乎彻底抵消了GDP增长，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同步满足人口增长，更要根除贫穷。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时今日仍有近8亿人每晚“枕着饥饿入眠”。任何一个身处富裕国度中的人，敢于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的话，我都将表示谴责。

　　然而，这种增长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克服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地流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源头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更多粮食，从而保护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为耕地。这也是提倡土地集约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我们还必须解决水资源有限的问题——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层，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大陆农业中心区土地旱灾变得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栖息地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会加剧。

　　我们还必须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对养活人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湾以及诸多海洋区成为一片死寂，也酿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静候科技革新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并讲究策略。我们必须确保科技革新加速到来、方向正确，并为最需要它的人们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点。1968年，保罗·埃尔利希在《人口炸弹》一书中写道：“养活全人类的战争已经结束。尽管从现在开始采取应急措施，到20世纪70年代，上亿人口仍将饿死。”他的建议直言不讳——在困难重重的国家如印度，人们可能终归要饿死，倒不如更早取消向他们提供食物援助，以减缓人口增长。

　　埃尔利希未必就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每个人都听从了他的劝告，上亿人口可能就不会死。不过在这件事上，要归功于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绿色革命，营养不良大幅度下降，印度也成为能够粮食自给的国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也像埃尔利希一样担忧人口的增长。只是他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才是有价值的。他是个实用主义者，因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时他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应得到充足的食物。

　　那么，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转向了科学和技术。人类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种——从衣服到犁具，技术是区别人类和猿猴的主要特征。这项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主要驯化作物的基因组上。举个例子，如果小麦长得更矮，就能将更多能量用于结出果实而不是秸秆上，那么产量将会提高，因倒伏而引起的粮食损失也可减少。

　　博洛格于2009年去世之前，花了很多年时间与那些因为政治或观念原因而反对现代农业改革的人做斗争。用他的话说：“如果反对者设法阻止了农业生物技术，他们可能将导致近40年来一直预言的饥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提前到来。”

　　同时，由于富裕国家所谓的环保运动的蔓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相当接近这种危险的地步。虽然生物技术并未停止发展，但因各种限制现已成本高昂，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负担。

　　目前，在许多国家，一种作物获得监管体系的许可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事实上，我在《作物生命》（Croplife）上看到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发现一种新的作物性状到完全商业化，这一过程要花1.39亿美元，所以开源的或公共部门的生物技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

　　这是个可悲的讽刺，那些从事反对生物技术的人抱怨大公司垄断了转基因作物市场，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是在他们自己。

　　官僚主义的负担日益严重。欧盟监管系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转基因作物要等10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获得批准，而在反对生物技术的法国和奥地利等国，由于扭曲的国内政治环境，转基因作物的批准被无限期推延。在全球范围内，由监管造成的延迟已经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现在的5.5年。

　　请记住，法国长期以来拒绝接受马铃薯，只因为它是从美国进口的。就像一位评论家最近所说的，欧洲即将变成一个食品博物馆。我们营养充足的消费者们被过去传统农业的浪漫怀旧蒙蔽了，因为有充足的食物，我们才能沉浸于美好的幻想。

　　但与此同时，上个月乔纳森·福利等人在《自然·通讯》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全世界多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增长已经出现停滞。如果我们不能让产量增长恢复以往，就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及更多的自然土地被转化为农业用地。

　　再次引用博洛格的话：“我现在可以说，世界上已经有了可持续的、养活100亿人口的技术——不管是已有的，还是那些正在研究中的很先进技术。目前更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农民和农场主能否被允许使用这一新技术。那些富裕国家当然可以承担得起采取超低风险策略的成本，花更多钱购买以所谓的‘有机’方法生产出来的食品，但那些来自低收入、食物短缺国家的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的10亿人口却承担不起。”

　　正如博洛格曾经说的，也许所有神话中最有害的就是说有机产品对人类或环境更好。在很多科学文献中，有机产品更健康的观点已经被反复批驳。从许多研究中我们也知道，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有机生产的产量要低得多，甚至减产达40%到50%。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用有机食物来养活世界，却没提到有机食物的产量缺口。

　　如果从整体上考虑土地置换的影响，有机生产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可能更大。该报告对此也未提及，反而在谈论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即西方人整体上少吃点肉并减少些热量的摄入，这样发展中国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食物。这完全是肤浅无知。

　　如果你仔细想想，有机运动本质上只是一种拒绝主义，原则上，它拒绝接受许多现代技术。就像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坚持将技术停滞在1850年的马车时代一样，有机运动实际上是将技术停留在1950年左右，且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

　　然而，他们也未能始终如一地贯彻这一理念。我在最近的一篇土壤协会杂志的文章中读到，他们赞同用喷火器或是电流来烧掉杂草，但是良性除草剂如草甘膦的使用仍然是禁忌，因为它们是“人造化学药品”。

　　认为不用化学药品会对环境更好根本是毫无理由的，事实上正相反，洛克菲勒大学耶西·奥索贝尔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发现，印度农民如果使用1961年的耕作技术达到现在的总体产量的话，要额外增加6500万公顷的土地，这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

　　在中国，由于现代技术取得了更高产量，种植玉米的农民可以节约出1.2亿公顷的土地，这是整个法国面积的两倍。从全球范围来说，从1961年到2010年间，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2%，而人均卡路里摄入量却从2200上升到了2800。在此期间，由于产量提高了3倍，就算再增加30亿人口，每个人仍然能得到更多食物。

　　所以说，化学药品的使用对产量的大幅度提升起了关键作用，由此为全世界节约出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亿公顷，或者说相当于两个南美洲的面积。如果没有产量的提高，那么今天亚马逊热带雨林也许就消失了，印度不会有任何老虎，印度尼西亚也不会有猩猩。这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反对科学技术在农业中使用的人还自称为环保主义者的原因。

　　(中国科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