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5日评论版文章：刚刚过去的2010年是东亚地区的多事之年，也是中日关系的紧张之年。2010年的东亚战略格局让我们看到更加清晰的两个特征——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的重返亚洲，对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

日美之间的问题实质是要不要继续维持日美同盟以及如何维持同盟的问题。鸠山外交的调整意向严重干扰了美国的亚洲战略，美国动用一切公共外交手段，引导美日媒体就有关安保同盟之必要性展开舆论攻势。鸠山失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菅直人政权引导日本外交重心向日美同盟的回归，同时，随着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日本借助美国力量，通过联合军演高调宣示了日本在东亚的存在。

日本的对华关系与对美关系是同步进行快速调整的。日本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配合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处理方式打破了此前中日双方的默契和常态，更加使得双边关系紧张、复杂。

应当看到，中日关系的背后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是，尽管日本将本国外交的基点与日美同盟关系画上了等号，但是，美日同盟关系却并不等同于美国外交的全部。在中日关系的背后也同样存在着中美关系的因素，而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虽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但应该说合作还是中美之间的主流。因此，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日本领导人确实出现了误判。

2010年8月的安保恳谈会报告和12月出台的日本新防卫大纲及其中期防卫计划都充分显示出，防范中国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容。日本的战略疑虑不仅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也证明日本并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能够实现。日本对华心态的变化导致其外交决策心理环境的变化。

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战争威胁？这要看中国是否有这样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能力。答案是清楚的，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充分的能力。和平与发展是中国的战略目标和行动原则，中国必须也不得不专心致志于自身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管中国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经济规模不等于竞争力，更不等于军事强力。中国在经济、军事、软实力上距离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距离日本能够保持42年的世界第二，也还要经受41年的考验，而日本的海洋发展实力、现有舰艇的高科技含量以及航母制造能力都远高于中国。如果过于夸大中国的军事力量，渲染中国的潜在威胁，会导致不由自主地站在对立的立场，扰乱中日关系的大局。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双边关系，是对立的，还是合作与协商的？

不可否认，中国外交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解决经济和战略走出去的“不平衡。中国应当有足够的军事能力，为内部经济发展和外部贸易安全服务。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希望中国就军事现代化意图以及军费的增加采取更加公开、开放、透明的态度，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期待。军事发展越是处于“孤立”状态越容易引起外界的战略猜疑，因此，中国需要以开放的心态与周边国家建立军事上的双向开放与互信。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需要以双方的战略互信为基础。中国与日本作为近邻不能不打交道，两国的自身发展都需要稳定的周边关系。中日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带动战略互信的加深，这既是近年双边关系的新特点，也是新问题。虽然外交上的突发事件不可能消除长期以来已经建构的双边经济关系，但一定会伤害或阻碍关系的正常发展。

纵观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在处理双边关系上，政治领导人的外交引航作用至关重要，中日关系上无论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印证了这一点。外交问题要通过成熟的外交途径和手段及时处理，而不能将其置于民意情感中放任自流，政治领导人尤其需要谨言慎行。中日关系上存在钓鱼岛领属争议和海洋划界等敏感问题，两国领导人之间应及时就突发事件进行沟通与协商，同时，双方应建立争议地区的中日共同管理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中日双方可以协商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沟通机制，并使该机制常态化运作。

民意情感的形成基础是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中媒体起着最突出的作用。在应对中日双方突发事件中，控制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双方情感化对立，事关中日关系正常发展和地区安全的大局。媒体的过激话语表述和不全面的选择性报道，影响了社会广大读者对事件真实性、客观性的了解；媒体特殊“权力”的不当行使，实质上是对读者客观地判断事物的权利的剥夺。建议中日双方的媒体之间开展“媒体权力的限度和社会责任”的公开讨论。希望通过公开讨论，促进媒体自律性的提高。

日本更应关注十二五时期的机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永远高速发展，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一般都转为低速增长，中国也不可能永远高速，日本应当抓住目前中国高速增长的市场需求的机会。与日本高速增长的效果相比，中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是先富后慢，先富后乱，先富后老。日本经济藏富于民，海外净资产超过GDP的50%。日本虽然增长速度缓慢，但已经不再让环境为增长付出成本，故其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也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不应当单纯以增长速度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它已经达到的实际水平，日本失去的不是能力和水平，而是方向和动力。与中国的GDP高增长伴随环境付出高成本的情况不同，在合作方面，中日双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英文原文请见：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01/25/content_11910729.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所长 李薇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