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4月27日言论版文章：为什么对中国模式在今天有这么多讨论。两个背景，苏东剧变以后整个世界的社会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体制发生重大危机，而在大的过程之后恰恰是中国在保存了基本政治体制的稳定下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经济形势的发展，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出乎绝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到底这个政治体制怎么去看它，实际上隐含这个根本性问题。第二个背景，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可以说是上世纪结束到这个世纪初变成相当普遍的看法。雷默讲中国共识，霍蒂格利茨讲华盛顿共识，以及最近福山的论调，可以看到霍蒂格利茨偏左一些，福山偏右一些，都认为华盛顿共识终结了，讨论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时候，无一例外程度不同的要涉及对中国经验的解释，这就使得苏东剧变以后对待中国看法的基本共识破产，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才有关于中国的经验和模式的讨论由内及外展开。

虽然内部有很多讨论，但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中国学者有自信讨论自己的模式，中国提供了非常重大的历史经验。但是怎么去把这个经验理论化，在中国学者当中其实做得是很弱的，在西方国家知识分子或者经济学家或者是社会政治观察家们那儿开始分开，中国到底为什么会保持稳定而且保持活力，这是根本性的讨论。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集中于讨论改革开放的时期成功的经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08年、09年围绕改革开放30年和10年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中国学者发生30年还是60年的争论以至于一百年的争论，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怎么估计20世纪的经验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和社会转型当中扮演的角色，今天张维为教授、潘维教授一直追溯了五千年，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扩大到非常巨大。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教授，06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同年出版的英文的《中国的转型》当中已经概括，导言叫做中国模式的创造与再创造。提供了三个模式，第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历史，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革命模式。第二个部分是反对斯大林主义探求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模式，第三个时期是中国改革时期寻找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寻找另类选择的模式。这三个模式之间有断裂有连续，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关系。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主要的因素，讨论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成就，很多的经验讨论三十年里面已经讨论很多。在所有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的讨论里面一个核心的要素似乎是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关于主权和国家角色的讨论，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够在一般的国际关系规范上讨论，我个人更把它看作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殊道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凝聚。如果没有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很难理解中国的独特的主权性格，这个是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说它是一个政治进程产物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要讨论中国的独特性它的主权性格，事实上跟一个特殊的政治主体有关系，就是跟它的政党政治有关系，跟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实验体制有关系，跟它在革命过程当中形成渗透到所有社会角落的这样一种独特的政党体制有关系。

世界历史上就政党而言，渗透到如此草根的社会肌体里面的政党体制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没有漫长的中国革命是很难理解的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即使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体制跟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到所有社会肌体里面的特殊的政治性格，我觉得是很难去理解中国国家的主权性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50年代以后中苏辩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寻求独特道路的努力不是一般在国家规范意义上产生的，是在政党的互相辩论当中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在矛盾论里面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讨论可以提供给讨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参考，中国革命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革命从来都是实践，在没有模式的情况底下什么才是探求新模式的道路，理论斗争、理论辩论、政治斗争、社会实践，在理论当中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在实践论里面讨论了实验的重要性，这两个东西很重要，怎么寻找道路自我克服。我强调理论辩论的重要性其实是旨在中国革命里面中国共产党内部和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理论辩论，以后不断出现的理论探讨事实上改革开放从70年代开始这一场大讨论是持续进行的，一直到90年代三农问题、医疗保障制度，现在的发展模式的探讨，一直是在辩论和自我修订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它从来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既定的规划之下，不断在实践当中并且是理论思考跟实践相结合。

第二个部分，这样一个理论探讨往往是和具体的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是有特殊地区，除了自上而下的也有自下而上的很多的具体的经验加以归纳进行总结。这些部分是通过政治肌体转化成为一些积极的的政策，并且能够对实验当中的许多问题、错误进行修订的过程。讨论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看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到底存在着不存在一种自我的纠正、创新的机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部分。

既是跟长的传统有关系，也是跟20世纪特殊的历史比较有关系的，中国民间，特别是中国农村社会农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力的问题在今天发生的重大作用。这个作用一方面有很多经济学家指出跟传统的中国农村和传统的市场有关系，但恐怕非常重要的是在漫长的20世纪里面出现了长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工人和农民群体在他的改革初期能够迅速焕发出创造力和首创精神，今天在中国的农民企业家走向国际和寻找创新，不断产生出学院里面的知识分子都很难有的经济和社会想象力，这与20世纪普遍的动员历史，20世纪曾经提供过的对于基层社会曾经拥有的激励和首创精神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曾经提供过的对于基层社会曾经拥有的激励和首创精神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离开这些能动性的问题，我觉得是很难去讨论我们今天实验的规模和意义，它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而的确带有自下而上的特点。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实验从原来的特区到现在讲重庆经验都是从下面开始起来，并不见得一开始上面就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来总结和提高的重要变化。另外跟这个相关的社会主义集体在当代中国是有重要的作用。原因是除了我们讲的国家的集体之外，中国社会对于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诉求非常非常高，对腐败的憎恶和不平等的敏感也非常非常高，这使得在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过度主张效率主义的时候会有一个平衡的力量，这个平衡的力量并不完全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来自于这个国家，同时是社会的广泛诉求和压力跟国家之间造成的互动其中也包括了理论探讨和公共讨论造成了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演变，由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传统造成这几个方面。

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讨论的问题，在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经验的时候，这些条件在今天事实上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异，这些变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一个部分比如我们讲20世纪像约莫也好霍蒂格利茨也好都强调中国的主权和国家的作用，在调整经济当中的作用，在金融还是其它方面，中国跟整个由于全球化的原因产生出的某种程度的依附性，对于国际市场和经济依附的关系已经对 原有的主权构造也就是说国家的自主性是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威胁，使得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随着经济市场的发展，国家跟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也就是说政党、国家跟经济的结构过于同构的话，就缺少制衡的能力，也就是说国家自身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它决策的公共性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这个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在讨论平等和公共决策结构调整方面的一些批评性意见主要的根源。换句话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条件下，一种新的在开放条件下的重新讨论自主性的社会实验和政治实验变得更加复杂，既有它很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的条件。在开放条件下如何创造一个自主性的新形势，这个不是走向封闭，而是说更多摆脱依附性的关系，更加自主寻求开放的社会。这是今天探讨中国经验和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也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

本文根据汪晖在“百年清华，中国模式”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1-04/27/content_12406352.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   汪晖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