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博士在颁奖典礼前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到：“实际上，我希望能停止翻译工作，因为它太浪费时间，我也不能专心投入到创作自己的作品上去。但是我总担心，一旦我不再翻译了，中国这么多杰出的诗人在德国就得不到他们应有的肯定。我把翻译工作看作我的责任。”

顾彬教授指出：当今，德国有6个世界顶级的翻译大师，然而他们几乎都只从事小说和戏剧的翻译工作。

“因为诗歌和散文不卖钱，而小说和戏剧却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顾彬教授是他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学习汉语的德国人中的一个。他起初的专业是神学，希望日后成为一个牧师，后来发现大学的课程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迷茫、不知前途路在何方一直困扰着他，直至他拜读了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一部中国作品，那部作品给了他无限的欢乐和启发。

顾彬教授之前也学习过几门外语，但从未接触过亚洲语言，中文学习对他是一种挑战。起初他对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随后中文学习耗费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由于1969年中国还未对外国人开放，顾彬教授去了日本。 “我对中世纪的中国最感兴趣。日本曾在一段时期内疯狂的模仿中国。如果你想找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建筑，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了，但在日本的一些地方还能找到”。

1972年，他终于等到了来中国大陆的一个机会。他来这里学习人文科学，并最终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他回忆道 ：“如果没有机会来中国，我不可能接触到当代文学。”

1981年的某一天，顾彬教授去北京图书馆借时遇见了一个女孩帮找书。由于他俩都是这里的常客，经常能遇见彼此，见面的机会多了就渐渐萌生了爱意。但是，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与外国人恋爱、通婚是非法的，他们一直没有公开这段恋情。

1985年，张穗子去德国学习，他们在当年完婚。

虽然不在中国居住了，但是顾彬博士还是情系这里，他经常回来中国的大学授课，比如今年他就分别在青岛海洋大学和四川大学开课。

“人们希望我去上中文课，因为他们在寻找一种学习中文的新方法，通过我的授课，他们掌握了学习中国文学的新思路”。

他认为1919年是中国诗歌界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中国诗人开始使用白话做诗。如今，他们又在试图把1919年之前的语言融入到创作中去。

他继续说道：在那个时期，中国诗人一股脑的模仿西方诗集，希望能摆脱中国古典诗歌陈旧的程式。

“不单单从诗歌的语言，甚至从它所要传达的信息你就能看出来：49年以前，没有几部好作品。鲁迅的古典诗歌堪称经典，但我实在不敢恭维他的现代诗歌”。

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许多诗人重新研究了49年前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优秀”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的译文，一种全新的理念随后被注入诗歌作品中。

“我个人认为，直至79年后，年轻的中国诗人才真正把他们想传达的思想和优美准确的语言做了完美的结合。他们想为中国的诗歌界注入一股新的力量。他们成功的做到了”。

“如今，中外诗歌的差别已经不大了”。

然而他强调“要想创造中国诗歌的神话，仅靠诗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靠千千万万喜欢诗歌的中国读者的努力” 。

（《中国日报》 Erik Nilsson 编辑 王薇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