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阅读中的蔡伟。本报记者 沈家善 摄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4月23日，复旦大学经过专家考试和校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把38岁的蔡伟列入了2009年度博士生拟录取名单。导师为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

38岁读博士并不稀罕，稀罕的是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下岗十余年———8个月前，他还在辽宁锦州蹬三轮养家糊口，从未想过，人生最大的转折即将到来。

38岁高中学历，从三轮车夫到复旦大学博士生，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足以传颂的“佳话”背后，不仅是一个年轻人对学问的执著，还有一门学科无尽的魅力，一位学者惜才的慧眼，一所大学开放的心胸……

把招博士生权力还给教授

——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

新闻视点：录取一个高中学历的学生为博士生，听说在复旦百年校史上是首次？

顾云深：说首次不太恰当。现在的复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1978年报考谭其骧先生的研究生时，就是高中学历，考了第一名，1983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苏步青先生当年招的研究生中，也有高中学历的，现在有些成了数学家。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过去一直有一些。比如梁漱溟没考取大学，蔡元培让他当了北大哲学系的教师；沈从文小学没毕业，胡适却把他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这体现了大学代代相传的气度和精神。

新闻视点：在现在学位授予制度非常健全的情况下，录取蔡伟是不是更困难些？

顾云深：2000年起，复旦实施了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裘锡圭先生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当然有这个资格。但蔡伟确实更特殊一些，因为按现在的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而蔡伟只有高中学历。为此，我专门去了一趟教育部，和相关部门作了沟通。

新闻视点：这种教授自主录取硕士或博士生的模式，有没有可能更大范围推广？

顾云深：复旦已经在上海医学院等院系探索改革，变传统的博士考试制度为国际惯行的申请考核制度，申请读博的学生必须提供自己硕士期间的成绩、论文、已经发表过的文章以及5000字的继续深造计划书，同时还得有两名具有高级职称专家的推荐，考核的环节相当于面试，学生进行20分钟左右的陈述，然后回答导师的提问，录不录取这位学生，决定权在于导师。

新闻视点：大家会比较担心，这样是不是有黑箱操作的可能？

顾云深：某种程度上，考试当然是最公平的做法。但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尤其是博士生阶段，需要的是对某一门学科特别热爱、愿意钻研、且有研究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最会考试的人。我们至少应该把招博士生的权力还给教授，因为他们最有资格去判断什么样的学生最合适。黑箱操作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有严格的监管制度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个责任，应当由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承担。有一个好的制度，给予教授充分的信任，我相信大部分教师都会非常珍惜自己的声誉。

因为“佐子”，他结识了裘锡圭先生

一个高中学历的下岗工人，曾经的三轮车夫，怎么能被复旦破格录取为博士生？他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对记者的问题，作为蔡伟读博主要推荐人的裘锡圭先生没有直接回答，却强调并不主张蔡伟曝光于媒体的聚光灯下，“对蔡伟，还有怎样培养的问题。他要是真的好，以后有学术成果出来，大家自然会知道。”

在学术圈内，裘先生的严谨务实，是出了名的，他和蔡伟的结识，算起来已有十余年。1995年蔡伟还在自学期间，就给裘先生写过信，裘先生回信赞他：“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1997年1月，裘先生在《文物》上发表文章《〈神乌赋〉初探》，文中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告知“佐子”应读为“嗟子”，亦即“嗟”，是叹词。后来裘先生就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佐子”应读为“嗟子”》，称蔡伟“其言甚为有理”。

2003年之后，蔡伟在国学网上陆续发了一些文章，“他写东西不多，很谨慎，难得的是，能把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看。”裘先生说，蔡伟一些想法很有见地，“比如郭店楚墓竹简《老子》中有一句‘莫之其亘’，‘亘’通常认作‘恒’，从词义上讲不太好理解，蔡伟提出，楚简中常把‘极’写成‘亘’，有终极的意思。对我很有启发。”

“我曾建议蔡伟考研究生，他说，英语基础太差，怕是考不取。大概2006年后，我感觉蔡伟有些沉寂，后来听说他为了生计，蹬三轮去了，读书时间少很多。我当时就想，如果蔡伟因为环境不好，就这么放弃了，实在太可惜。老实说，现在搞古文字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了，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裘先生告诉记者。

“古文字这门学问，没十几二十年坐冷板凳的功夫是不行的。”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说，蔡伟没有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很多最新出土的文献也没机会读到，但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许多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蔡伟心无旁骛，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甚至比许多专业研究者更熟悉，他较常人更容易融入到古代的语言环境中，对于古人的行为和想法更能够感同身受，时间久了，对古书有了触类旁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