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新开端”
“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
——《时代》周刊
1970年代初到中国的外国记者迅速增多，他们几乎都相信“文革”在1969年已经结束。中国特别邀请外国客人到中国去看革命成果，这导致大量著作的出版。
但是，几乎一夜之间，中国的美好神话突然破灭。在中国，至高无上的毛主席走下神坛。
比利时人西蒙·雷斯1974年出版《中国的阴影》，“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他列举了阶级斗争互相揭发和批判的残酷性。
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学者周宁研究发现，自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从经济角度，“三年自然灾害”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
西方人怀疑过去所看到的一切。三个曾赞美过“文革”的法国人，找到了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单位——加以批判，“成千上万单位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体系。它组织人民的工作，它为员工分房，决定每一个人的食品供应、婚姻与迁移”。“文革”之后，外国记者们回来了——这次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对中国友好的西方记者。1983年，当《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第一次到中国时，他感觉像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
而实际上，1978年之后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变，包括一个个“单位”功能的瓦解。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位摄影师在珠江边，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他感到，“新时代已经到来了。”他后来成为《时代》周刊的驻京摄影记者。“中国人把一个巨大的包袱放下来。”他说。在大连理工学院，一个滑冰的学生展开双臂，从毛主席像身边掠过，把它甩到身后。“如果当时我没感觉中国在变的话，这个事情可能在我眼中一下子就过去了。”
这两张照片里，“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改变。
当记者们被一辆代表国宾待遇的丰田车拉到一个叫深圳的小渔村，中国官员说，那里将建立起吸收外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特区”。
“那一天，我和其他西方记者轻蔑地看着那块泥泞地，很怀疑它是不是中国的未来。许多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在开玩笑。”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刘美远曾回忆说。但短短几年，封闭了30年的中国人所释放出来的能量，震惊了世界。
外国记者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事物，一夜之间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两度成为《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被毛泽东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崩溃、精神荒芜的中国，如今正希望到2000年将中国建成一个相对现代化的，有一定世界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国家……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是的资本主义道路。”
“崛起”与“进步”
华人在埃菲尔铁塔下舞狮庆祝奥运火炬传递 来源：《钱江晚报》
“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前《纽约客》记者海斯勒
1993年，纪思道在自己的专栏中提出中国将成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观点，而引发西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他的一个经典观点是，“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12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
中国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1994年，林洸耀到路透社北京分社任职。“当时无论什么媒体，均对其它话题不感兴趣，几乎唯一的新闻就是人权。”
有10架次大陆航班被劫持到台湾，而《纽约时报》报道中，劫机犯成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勇士。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期间，3100多境外记者最关注的，不是妇女们的发言，而是场外几个“藏独”抗议者的活动。
1999年，北京学生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抗议美军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而许多西方媒体却联想到清末义和团民围攻使馆事件：“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
所以，在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长林洸耀看来，当1997年江泽民访美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才算实质性解除，而“中国故事”基调也开始转变。
2001年7月14日，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用嘲讽的语气报道：“这个国家将要举办‘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庆典’”。但是，时任《华盛顿邮报》驻京首席记者潘公凯感觉到，中国已经渐渐走出过去的阴影，并朝着改变的道路前进了。他在《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为新中国的灵魂奋斗》前言中说，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的欢呼雀跃，与他1990年代初在北京学汉语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新千年似乎是个好兆头。“在达沃斯，中国是一个奇迹。自200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明星。”法国《世界报》前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2005年出版的《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计划部门、外贸部门和中央银行的几位技术专家专程从北京赶往该论坛，他们讲了许多套话，发布了一系列枯燥无味、却又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据。”
2004年，即将访问英国的温家宝总理接受路透社专访。“回来之后我先发了一条只有50个单词的快讯，大意是‘温家宝说中国要加强宏观调控’，结果全球的股市、期货、石油市场全面下跌，以前中国领导人讲过很多次宏观调控，但是这是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林洸耀说，中国总理则开玩笑说，这是“温氏效应”。
不管如何，中国的经济奇迹已经成为现实。而当下，最热门的议题已经不是G8问题，而是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2005年，几乎所有欧美最知名的媒体纷赴中国，做专题报道，掀起“中国热”。
在美国，代表中国的，不再是毛或是邓，而是2米26的篮球明星姚明。他给美国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人并不都是矮个子。但是，也有人把这个“小巨人”，看作“正在崛起的、令人不安的新中国的象征”。
西方媒体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人特别是充满希望的中产阶级身上。纪思道以《地震和希望》为题，描写了普通中国人（而不只是政府）正前往四川灾区救灾，富豪和农民、儿童都伸出援手。“那种由下而上的公共精神是公民的标志，而非臣民的标志。”
无论“威胁论者”，还是“崩溃论者”，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内部问题的追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潘文可能是最勤快的中国问题专栏作家，他一直在提醒，中国众多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矛盾可能一触即发。
不过海斯勒也注意到，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未来抱有乐观的态度，当他们不再乐观时，中国恐怕会出现真正严重的政治危机，但那一天不会在短期内到来。“现在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他们相信,辛苦的劳动会将他们引向一个更好的未来。”
（文章部分材料参考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教授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特此感谢）
编辑：邓京荆 董淼 来源：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