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曾经，“中国”在世界眼中，是特立独行的“红色”大国；后来，“中国”这个词混杂了“廉价产品”、“方向未知的崛起者”，再后来，“中国”又与“利益攸关者”、“G2”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
世界的“中国观”，经过了怎样的60年流变？
我们采访了几代海外中国人——世界对中国的观点最直接地投射在了他们身上，他们冷暖自知。
我们也考察了几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评断——尽管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总在纠结中，但是老布什、小布什，都热爱北京烤鸭。
我们还梳理了60年来海外媒体上的中国形象——“中国”前的定语，从“红色的”转变为“社会主义专政的”，而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是“乐观的”。
对中国的称呼，在西方记者笔下，60年来不断变换着颜色：比如“红色”、“蓝蚂蚁”，还有盛行百年并不时流行的“黄祸”，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国庆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外国记者到中国，会说，请带我去看大熊猫；90年代，他说，请带我去看不同政见者；到了21世纪，他会说，请带我去商务部。”
2月1日，英国伦敦举行的中国农历新年庆祝活动，来自广东的演员在2米高的梅花桩上表演舞狮。 图/CFP
“蓝蚂蚁”
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六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
——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
1956年底，第一个到“红色中国”的北美记者、美联社的兰卡什尔在游历8000公里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的预见性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写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事实上，之前一年，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已经在报道中写道：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陷入纪律的罗网中了，他们越来越柔软、顺从，最后变成一群绵羊，或者说，一座蚂蚁山。”
吉兰的观点显然在西方更有市场，“蓝蚂蚁”成为此后中国二十多年里的代名词。特别是在美国，自1949年起，媒体不断制造的话题是“红色中国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忍饥挨饿”。但是，当真正的三年大饥荒发生时，西方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包括极少数有幸获得中国签证的西方记者。
1949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原则之一，原先驻中国的西方媒体记者纷纷撤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
因为与周恩来的交情，1956年，路透社记者漆德卫成为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一个常驻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外国记者。“那时候，我走在大街上，经常有小孩子叫我苏联叔叔，而我总是要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告诉他们，我是英国人。”他说。
这个西方记者的写作显然与众不同。当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漆德卫写过《第一百零一朵花》，评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事件。当年因此作品被打成“右派”的27岁作家王蒙后来追忆：“漆德卫的题目起得很巧也很损，意为你要搞百花齐放，但现在出现的是一百零一朵花，不在你所允许的百朵之内。”
1956年6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大字报，批评大学教育，而漆德卫则注意到，宿舍墙上更大的口号“一切无视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
很少有人注意这个警告。1958年，漆德卫离开中国的时候，王蒙被送到京郊劳改。漆德卫已经意识到反右的危险，而他没想到的是，此后发生的“文革”在他的西方同行眼中，却依然“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乌托邦”与“另一个世界”
“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赖斯顿
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报道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纵欲放荡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
当法国记者罗伯特·吉兰1937年第一次到上海时，那里交通拥挤的情况可比纽约，但1955年他再访上海，觉得“小汽车的绝迹表示中国在新政权下倒退了一大步”，而1971年，他第6次到上海，写道，“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绝。”
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没有广告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资本，更重要的是，没有色情和酒鬼。罗伯特·吉兰一个月后到香港，才能衡量两个世界的巨大区别：一边对于性极度持重，另一边则任由色情泛滥。
“在这一经过共产主义消毒的城市中，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罗伯特·吉兰写道。
不止浪漫的法国人如此，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后，到达的大批美国记者们，似乎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事实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说。
那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约翰·罗德里克报道的乒乓外交正在轰动世界。他说，“尼克松将看到的中国，贫穷，但有志气；纯洁，但无产阶级化；它满怀豪迈的民族感情。”
在罗德里克眼中，红色中国最大的成就在于，“他们竟把七亿多中国人养活了”，而另一个巨大成就是，“街道洁净如洗，苍蝇几乎绝迹，没有污泥、垃圾、纸碎，连人的本身也显然干净整洁。”他认为，尼克松可能请教周恩来如何解决吸毒问题。
罗德里惊讶于1971年的中国人能达到的罕见的一致。“每一个人都似一部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发挥着人们看不见的、微小的作用，使大机器顺利地运转。”
“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的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芝加哥每日新闻》副经理戴德蒙说。他的文章在《纽约时报》上连载。他试图说服读者，以下发现并非意识形态因素，而完全是“中国人民的魅力”所致：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显著的；中国人吃得很好；农田耕作得很细；住房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资是低的，但是物价也低；有存款的工人多得惊人，以及平等的社会保障。《华尔街日报》记者也看到“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
崇尚个人主义的美国人，试图理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境界。《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认为，中国最明显的特征是朝气。“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外国人还参观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拔·基特利写道，“在山西省，只有0.7%的党员由于腐化、蜕变，而被清除或劝退——很难说是一个大规模的整肃。”
就连“蓝蚂蚁”也有了另一番解释。《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写道，“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出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比较，他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学者周宁发现，正是尼克松访华，将西方美好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推向高峰。“当时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没有人还愿意听巴克利重复的1950年代邪恶中国的陈词滥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