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侯永禄家房子。这是他家在1985年春天家里收入增加后新盖的(6月19日拍摄)。新华社记者 储国强 摄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大包干”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侯永禄老汉的女儿侯西玲说:“积肥、选种、浇水……一家家起早贪黑的,连过去沟边的荒地都种上了麦子、蔬菜。”如今我国粮食人均产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不可没。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英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仅今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直补资金就达1230亿元。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

编辑：邓京荆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