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污染源”在国人的精神天空蔓延

记者：陈教授，你前面侧重谈了市场经济给国人价值观念带来的可喜进步。不过，我们同样切身感受到，市场化这柄双刃剑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觑。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似乎日趋实用化、庸俗化，重形而下轻形而上，重物质价值轻精神价值，存在价值失范、价值真空、价值虚无现象。

陈立旭：市场化必然伴随着世俗化，把一种实效的视点作为评价事物的尺度，人们变得更加注重实惠、务实。但是，市场的无节制扩张也会对人们的理想信念、生存意义、终极关怀等产生冲击，容易使人滋生不定感和迷失感，难以寻找心灵停泊的精神家园，更难固守自身的安身立命之所，导致生存意义危机、价值虚无。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感觉主义因此容易乘虚而入。

记者：价值观倾斜、扭曲最厉害的莫过于对钱的过度膜拜。“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拜金主义，以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似乎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信奉的生活哲学。我听到一首最新流行的手机彩铃歌曲《我崩溃了》，让歌中男女精神崩溃的其实无非都是些世俗身外之物：“票子总是不够花，崩溃崩溃！车子总是不够好，崩溃崩溃！房子总是不够大，崩溃崩溃！崩溃啊……”可以重物质，但不能物化。我担心，不少社会成员最终为物所役，迷失人性，在极度物化中异化。

陈立旭：在市场经济中，商品、货币的支配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市场利益驱动机制也会对人性中追求物欲的一面给予系统的培植，难免使一些人滋生利己主义，讲奉献少讲索取多，凡事斤斤计较利害得失，甚至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等种种不道德手段牟取利益。不仅如此，个人欲望的过度膨胀，还会导致市场经济价值准则逾越市场活动领域，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认识、评价和指导社会生活的通用原则，这就会遮蔽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的物化、非人性化。

记者：在当代人际关系中，诚信危机尤其让人头疼。企业间的三角债，违约案件,诈骗案件，恶意拖欠银行贷款，抢注别人商标，假冒别人产品，诸如此类失信无信现象仍然大行其道，乃至某些地方政府也遭遇信用危机。

陈立旭：传统诚信观念具有浓重的特殊主义价值取向色彩，行为者根据自己与对象关系的亲疏而给予不同的信任，信任格局局限于一定的圈子里，更相信亲人、朋友、同学、邻里等熟人，而在与圈外人交往时，不信任感较强。

记者：社会学家费孝通就说过，在传统社会，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后，才能拿出什么标准来。

陈立旭：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不利于在全社会建立普遍的相互信任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开始向现代普遍主义的信任模式转变，不过目前仍处于信任模式转换和过渡时期。

记者：传统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也掺杂进工具、功利理性，温情脉脉的面纱下面其实已掩盖着利益动机。一些传销、集资等活动，其开始都是借助于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熟人网络中展开，结果很多却以“杀熟”而告终。

陈立旭：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功利领域（市场领域）和非功利领域（非市场领域）并存的社会。在功利领域，社会应当允许人们以讨价还价、等价交换等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实现相互合作。但在社会的非功利领域，则应当奉行非功利的准则，亲情、友情、爱情等仍然应当保持其纯真性。

用人文的“摸不着的脑”导引市场“看不见的手”

记者：探索未来重建价值观之路，就不能不张扬人文精神对市场经济社会的能动作用。前面谈的话题层面主要是市场机制对价值观的正面作用以及功能局限，我觉得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文精神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是很大的。我们经常讲市场不是万能的，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其实，人文精神超越性的社会功能，也能对市场经济起到塑型、纠偏、修复、导引作用，引导国人追求入乎市场之中、出乎市场之上的非功利的生活意义。

陈立旭：确实是这样。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紧要，只有人才顽固地追问生存意义。这正是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大标志。与市场目标相比，人文精神致力于滋养人的完整性、丰盈度，向人们展现真善美的理想王国，启迪人们追求人类普遍利益以及超越性的价值。

如果说人类文化精神最高价值取向是真善美，那么并不能奢望市场也关注这些目标、价值，更不能奢望市场机制运作能自发地帮助人类达到这些目标、价值。比如在伦理道德方面，市场经济主体逐利动机可以生发出一种利己利人的互利道德规范，但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生发不出利他主义这种善行。利己利人的市场道德规范侧重于对经济人自利理性的作恶倾向加以外在的钳制而缺乏人性的内在的润泽。人们一味任物欲膨胀和功利驱使，就会弱化乃至丧失认识和追求事物真善美的兴趣和能力，堕入有感官而无心灵、有物欲而无肝肠的失衡状态。

记者：如何谋求人文最高价值取向与市场最高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功能的发挥，就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全面拒斥和抛弃，而在市场经济秩序之外，再设计一个经济社会秩序。

陈立旭：这种救世主式的妄想是不现实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市场经济是现阶段实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体制，我们对真善美的张扬就不可能离开市场经济培育的自主、互利、公平、守信等某些基本精神价值而另起炉灶，而是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再提升和再引导。比如，人文价值体系建设中，对利他主义的弘扬并不是奠基在对利己利他道德规范的否定上，而是把它作为人的道德境界进一步升华的中介环节，因为利己利他相对于损人利己已是道德上的一大进步。利己利他道德更适合于市场交换领域，但在社会的其他诸多非市场领域，奉行利己利他的准则，显然远远不够，有时甚至是荒唐的。面对落水儿童或公共场合的抢劫案、强奸案，难道可以讨价还价，获得一份报酬和奖赏后才救人于危难吗？此时更需要的是利他主义的道德精神。

记者：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堤防久已失修，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德”底线失守，让人感到道德困境的深度存在。在因腐败、渎职落马的大批官员身上，也能找到官德缺失、行政伦理弱化的根源。最近我们报道了福建罗源县干部乘坐政府公车撞死撞伤群众后见死不救、围观者袖手旁观的事件，这种缺失公德的“集体冷漠症”会扩散成为社会之癌。

陈立旭：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准则也有及不到、不应及到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包括道德高尚在内的真善美的人文价值应焕发出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