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老龄化社会加速形成

中国人口转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出生率保持在30‰以上。加之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使得各种急性传染病很快得到控制，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增长高峰。

1958～1961年是中国人口发展非正常时期。由于方针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人口再生产的自然演变过程被中断，死亡率异常上升，1960年达到25.43‰，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推开，在死亡率保持低水平的情况下，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70年代初的20‰以上下降到1998年的10‰以下（图2）。

图2

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口基本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预测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

持续走低的生育率加剧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在人口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情况下，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增长。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劳动力需求。伴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必然带来工资率上升，从而诱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对中国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银发浪潮来袭：继续“竞次”还是走向“竞优”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2006年，农村劳动力迁移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总量的比例从16.0%上升到27.5%。2005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4357万人，剩余规模和比例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同时，4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占1/3以上，再加上女性劳动力的比例高，迁移的概率相对较低，农业中可供转移的人口数量就更少了。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进入了转折时期，劳动力不会像过去那样无限供给，企业扩展招聘新的劳动力，就需要通过改善劳动保护和相应的工资调整，才能解决其用工需要。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需要更加关注劳动者素质、创新与科技进步等因素，以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讲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过去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血拼“竞次”（race to the bottom）阶段转向“竞优”（race to the top）阶段。

从中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来看，人均自然资源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能源、矿产等供给对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撑能力不断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增长本身就会诱发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换句话说，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从依靠投入扩展转向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

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假使在相应技术可获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通过教育、培训、卫生保健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也就无法完成。在工资高速增长带来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原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而新的人力资本优势又没有形成，这样就会陷入“未富先老”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