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高墙内外：详述“科龙案”原委

民营企业家的风度是有代价的

2006年4月底，在我被捕9个月之后，国务院专门召开了一次关于科龙集团资产重组的办公会议。

后来，相关人员到看守所向我转达了这次国务院办公会议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全国工商联提出来要对我取保候审，我在科龙的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9亿元。当时还有领导特别强调，谁都不许强迫我签字。我当时听了是很激动的。

之前，在南海看守所，我曾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进去之前，跟海信谈的是12个亿，坐牢以后海信要求降价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最后意向书上的价格降到了9个亿，与此同时，科龙的管理权托管给海信。

但到了2006年4月，科龙的销售旺季，海信突然提出来降价，降到6.8个亿。9个亿是我的底线，我不能同意。广东省和全国工商联于是研究了一个解决方案，既然科龙欠我的钱，至少3个亿以上(广东省认为欠2.2个亿)，那就先由顺德区政府先垫2.2个亿出来还给我，这样就凑成了9个亿。

我为什么一定要9个亿呢？因为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欠款是8.5个亿，需要9个亿才能支付，等于我卖了科龙股权就能把格林柯尔的全部银行贷款还上，也就不需要拍卖了。这8.5个亿的银行欠款是最高院的人到看守所跟我一笔一笔核对出来的，最后也是以这个数据上报国务院。

当广东省代表到南海看守所让我签科龙股权的转让协议，我提出来先取保候审，哪怕出来在看守所大门口签字，因为我担心，万一我签了字你不取保，我怎么办？我一直咬定这个态度。后来，全国工商联派了一个副主席来跟我谈，他带来了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的口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已经形成共识给你保外，但保外是需要时间的，你不能拿科龙转让的事来要挟保外，你要表现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风度。这个批评是很重的，我认为也很有道理，就签字了。

后来如大家所知道的，我被关了7年多才出来。很多人说我很聪明，我觉得我真的太傻了，当时我要真不签字，逼迫广东方面让步，也就取保出来了。

我是很冤的

2008年，我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是很冤的。

2001年，第一次跟顺德谈5.6个亿收购的时候，决定要注册一个公司。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外投资不能超过注册资本金的一半，如果要5.6个亿成交，最少要注册一个11.2亿的公司，注册12亿的公司是比较安全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不会注册一个12亿的公司，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闲钱放在账上。于是，当地工商局就想了个办法说，这个公司符合高新产业群，可以申请高新产业证书，知识产权可以作价入资，任何比例都没问题。因为我有十几项专利，后来定了9个亿的专利评估，加上3个亿的现金，注册了一家公司。但申请高新产业证书走程序是需要时间的，这段时间内，如果要注册成立公司，政府提供担保就行。9月底以后，顺德政府已经很着急要脱手科龙了，于是提供了白纸黑字的担保。

最后，我们确实拿到了高新产业证书。但因为这个事情，给我判了个虚报注册资本罪。可所有这一切都是顺德区政府办的，包括提供什么材料，找哪个会计师行验资等等，全部都是政府办的，我都没有参与。因为中国的习惯就是，政府招商，就帮你把手续办全了，怎么可能是我去办？顶多派一个人跟着。后来，我们跟着去的这个人被判了一年，关了两年半。如果真的犯罪，也应该由政府承担，而不应该抓我。

挪用资金罪也是不成立的。

原来科龙的债务是由政府提供担保的。政府担保，银行是愿意借钱的。但我接手以后，政府就不能担保了，我只能用国内的科龙控股公司担保，但当时借款还是很困难。而且，科龙原来只有35亿的销售额，我接手以后的销售额翻番增长，所需要的流动资金量当然也是翻番增长，这样，科龙每年的贷款都有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悄悄地从格林柯尔借钱给科龙，而且还不敢公告，一公告会引起银行的连锁反应，认为你科龙连钱都贷不到，就更不会放贷给你了。每年的5、6、7、8月是空调的销售旺季，到了9月份，钱都回来了，那时候科龙账上的现金最少也有20个亿。所以，从2002年开始，每年都是格林柯尔夏天借钱给科龙，科龙秋天还钱给格林柯尔，从账上看是平的。

我问过香港的律师，格林柯尔是香港的上市公司，借钱给科龙要不要公告？他说，先借了再还的这种情况不需要公告。不公告最多也就是谴责一下，不构成什么刑事责任。

直到2005年2月科龙被立案调查，2004年借格林柯尔的钱就还不上了。广东省在我坐牢以后，请毕马威做了一个专项审计报告，结果是科龙欠格林柯尔3.5个亿。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按照司法解释，如果一人多次挪用资金，应以最后的余额作为量刑的标准。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的钱，这个罪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立的。

我的牢狱生活

在监狱里，就很简单了，我就是一个坐牢的人。现在的监狱管理也比较规范，至少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我属于A级管理犯，享受的管理待遇等同黑社会头目。我所住的监区，总共28个人，17个是杀人犯，我整天面对的都是些穷凶极恶的人。他们基本上每天都用脏话骂我，一骂我，我的血压就升到230、240，不骂我的时候还在180，我原来怎么也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监狱的警官劝我要想开一点，我现在的状况是在坐牢。

坐牢的人每个人都在骂，我每天也在骂贪官污吏。

我的高血压到了3级，最严重的一级，糖尿病已经有并发症，还有心脏病，在监狱里属于一级病残，一直排在第一名，中途曾有个人超过我，后来他保外就医出来，我又恢复了第一名的“荣誉”。他们不敢让我劳动，怕我万一倒地上脑溢血或中风怎么办。监狱是很怕我死在里面，因为要承担责任的。根据我的现实情况，监狱曾以我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为由，呈报保外就医。但没获同意，监狱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保外不成，我就骂狱警，说他们是谁谁谁的走狗，哈哈哈。他们说，不是，谁谁谁管不了我们。他们的态度是：你骂我，我也不理你，反正你骂好了。其实，没有什么可责怪监狱的，他们该做的也都做了。

不用劳动，但每天要学习，监狱里规定，每天要念8个小时书，组长来念，我们听。在南海看守所的时候，我整天看书，一天可以看18个小时的书，至少是10个小时。因为那时候愁啊愁，整天睡不着觉，所以，看守所的生活就是看书。

在里面的这几年，我看了50本数学书。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过一个誓，作为一个物理学教授，我一定要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这次终于让我完成了这个心愿。我在里面最坏的打算是，万一不行，我就回去当物理学教授去。一个物理学教授，如果把所有的数学书看完了，他总不会一点成绩也没有的。可能也是因为我受了冤案，上天给了我一个补偿，在临出狱的前几天，终于完成了物理学论文《关于时空量子化的一个数学证明》的修改。我原以为我算不出来了，里面没有计算器，也不能上网，我是通过纯数学推理证明做出来的。这会是有价值的一个论证，至少这个论文让我去美国当个教授是没有问题的。

在里面憋了那么久，现在把我放出来，我是一定要为自己平反的，哪怕你明天就把我抓进去。不然，太窝囊了。说实在话，一个人坐了7年牢，他就不会在意再坐三年。

很多人对中国的法律没有信心，但我有信心，我认为只要你尊重法律，它就会有力量。你不相信它，它可能就没有力量。

那些出狱的大佬们

《中国经济周刊》见习记者 赵明月

黄宏生

创维集团的创始人，带领创维从一个遥控器小厂，挺进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之列。2006年，黄宏生被控串谋盗窃及诈骗创维数码5000万港元被判监禁6年。狱中的黄宏生仍紧密关注创维动向，并先后给创维写了3封信，痛陈创维积弊。2009年被保释出狱后，黄宏生回归创维，并担任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集团顾问，但无权参与日常管理和决定工作。资料显示，目前，黄宏生与其妻林卫平共持有创维数码34.17%股权，仍为第一大股东。

陈久霖

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他掌舵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增长近千倍。2004年，中航油因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几乎破产。陈久霖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在事后隐瞒亏损事实，出售股权套现补仓，而最终落马，成为第一个因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资国有企业老总。在服刑期间，他潜心反思，读了几百本书，每天都要读《联合早报》。2009年，陈久霖刑满出狱，并在一年后复出，担任葛洲坝国际公司的副总经理，并将其姓名 “陈久霖”变更为“陈九霖”。现在，他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介绍自己：曾经大起大落但乐观向上的CEO。

褚时健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缔造了红塔帝国，曾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后因贪污被捕被判有期徒刑17年。2002年因患严重的糖尿病保外就医后，与妻子两个人在一个号称“鸟不拉屎”的地方承包了2000亩荒山，种起了“冰糖脐橙”。褚时健种橙子时沿用了以前管理烟厂时的办法，建立了高效的分配与激励机制，并用高标准严格要求橙子的质量。在当地，一般橙子价格是1公斤5元，而褚时健的冰糖脐橙则能卖到1公斤8元，还买不到，常常“有价无货”。

孙大午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把小户农业做成巨型企业的“农业大王“。2003年5月他被指向3000多户农民借款达1.8亿多元，并被当地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年11月，孙大午出狱后，重回大午，并在之后的几年里，设计并实施了的私企的“君主立宪制”，将企业股权、经营权、决策权三权分立，互相监督互相制衡。改革后，他选择的职位是监事长，极少参与企业的日常运营，而把最重要的精力放在了对徐水釜山文化的研究上。

阚治东

南方证券原总裁，证券行业教父式的人物，凭借其资本利手，缔造了众多的财富神话。2005年3月，阚治东被警方以“因南方证券坐庄哈飞股份，涉嫌操纵证券价格”为由拘捕。刑满出狱后，他悄然回归，2007年11月，阚治东创建了上海奥锐万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再战江湖。阚治东现在的身份是上海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的首席合伙人，这家合伙制的创投企业，拥有奥锐万嘉、徽商基金等多只私募股权基金，资金管理规模数十亿元。

管金生

原万国证券总经理，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号称中国证券第一人。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蓄意违规操作，万国巨亏60亿之后，管金生被捕，以贪污、渎职、挪用公款的罪名被判17年。在狱中，管金生翻译了一些关于全球化和各国经济问题的文字。2003年后，管金生申请保外就医，在上海安享晚年。如今，他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金融顾问，时常往来于家乡江西做一些项目。

胡志标

原爱多VCD创始人，曾被评为20世纪末中国商业历史永远不能被遗忘的商界奇才，中国家电业鼎盛时期当之无愧的风云人物。2000年以挪用资金罪、虚假注册资本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款25万元。狱中的胡志标非常上进，经常看一些金融、财会方面的书，偶尔也会参加监狱里的篮球比赛。2006年，由于狱中表现良好，胡志标提前获得假释，开始酝酿东山再起。2009年5月，胡志标组建了一个企业管理咨询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壹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