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理性回归与顶层设计

微博反腐需要理性回归和顶层设计

今年8月，周文彬来到北京，希望举报能有更新进展。

他的第一站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热情接待，但说，这事儿应该由检察院立案侦查。”第二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说，举报案件太小，不受理，建议到地方举报。”第三站是国土资源部，“简要了解情况后，登记了信息在小纸片上，说具体材料也不用了。”回到安徽，周文彬到安徽省国土厅执法局举报，“但也没有实质性进展。”

至今，周文彬的反腐更多停留在微博世界里，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微博炒得火，粉丝多，支持者也多，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完全依靠微博并不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和实际效用。”

微博让周文彬失望了，他经历了个人情绪上的大起大落，围观和轰动让他震惊，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的脆弱又让他感受到失落。

回到安徽，他的举报对象被提拔了，周文彬更加想不通。“我举报他的事整个国土系统都知道的，这个时候提拔显然是不妥的。”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

“证据，关键是证据，证据不足，在哪儿反腐都不会有好效果。”在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的办公室里，有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装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报信。“这些群众想检举，但缺乏反腐意识，不知道该去什么部门，该找谁，就把希望寄予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学者。”

林喆介绍说，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很多检举信证据不足，多是陈述“冤情”，情绪发泄。“不懂得‘举证原则’，这说明我们应该教会民众如何理性、合法检举，引导民众的反腐热情。”

很多学者认为，微博反腐的红火从侧面反映了常规反腐渠道的不畅。“维权无望。”周文彬认为，通过常规渠道反腐，“检举资料往往落入被举报人手中，还没有办成事，先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原来是公务员，递交反腐资料都经历了很多曲折，到各个部门去跑，现在也没有结果，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

但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长赵安金认为，微博反腐只是多了一种反腐渠道，并不能说是常规渠道不畅。“云南地域宽广，山路多，上访不易，浪费人力物力，微博快捷方便。”

“反腐的主战场还应该是纪委，通过举报和案件牵连，从表象挖取内幕。”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常规反腐渠道不畅导致微博反腐成为一种潮流，带有“破釜沉舟的悲怆”。

“走常规反腐渠道往往是火中取栗，是高风险小概率事件。”网友“花总”认为，微博反腐只是一种形式，“舆论和民意始终无法也不应该取代法制，应该推进反腐制度的完善，推动官方信息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