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称，1993年，靖宇县刚开始卖户口时，3000元一个，200多个民警很快完成了指标任务，卖了几百万元，“后期就随便办了，多卖还有提成”。

《新京报》2011年也报道，湖北省郧县在上个世纪90年代购买“农转非”户口的人达一两万个，收入达两千多万元。一些人因为购买了空地址户口，无法领二代身份证。

记者发现，网上亦有不少网友反映，在户籍管理全国联网之前，他们出于种种原因在两个地方上了户口：有的是购买城镇户口后未在农村销户，有的是从农村到城市就业未注销农村户口，有的则是在办理城镇户口时又在第三地办理了农村户口。现在，他们抱怨，在享受福利方面遇到一些难题。

应强化伪造、变造证件的法律责任

“其实，户籍本身只是统计人口的管理手段，不应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如果不与利益纠缠在一起，它便只是一个管理工具，也就不会引发多户籍的现象。”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姚秀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姚秀兰研究了自先秦以来的户籍法律制度。虽然暂未掌握一人拥有多户籍的史料，但她发现了一些脱漏或篡改籍注的情况，譬如，将贱籍改为民籍，将庶籍改为士籍以入仕，中户改为下户以逃税等等。

她认为，在农业社会的政治控制和社会管理下，不同阶层的人享有的权利不同，因此容易产生篡改户籍的情况。现在，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教育机会不均，户籍管理同样与诸多利益捆绑在一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曾对媒体表示，滥用户籍现象有四点原因，其中之一也是“政府错误地用户籍、身份这些公共信息管理手段来限制人口流入、分配紧缺资源、赋予特殊权益”。与此对应的，公众会为了在读书、就业、住房、社会福利等各方面获取更多利益而“巧立名目”，“生发立户、分户、迁出、迁入、结婚、离婚等各种行为”。

“从官到民、自上而下的多层次的不尊重、不遵守甚至滥用，是中国户籍管理的最大危机。”王太元说，违法犯罪者利诱或者威逼管理户籍的官员渎职，管理户籍的官员贪图私利、渎职枉法，这些也是户籍管理之乱的原因。

姚秀兰说，在历史上，篡改户籍的违法成本非常大，一旦发现，涉案当事人、官吏都要面临严厉追究，“唐律对这种罪名即有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