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坚守
【同期】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这段入党仪式的宣誓词，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几经调整和修改，而誓词最后的四个字，“永不叛党”，最终被保留了下来。
1927年10月，在湖南省酃县水口街叶家祠的阁楼上，一场6个人的入党仪式正秘密举行。“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这6个人分别是陈士榘、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鄢辉。主持这场入党宣誓的，是毛泽东。正是他，在新党员的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4个字。这4个坚守信仰的汉字，却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生命换来的。
就在这次入党仪式的半年前，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了。在4月12日至4月14日3天的时间里，仅上海市区，就有300多人被杀害，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全国有31万余人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包括26000余名共产党员。历史有情也无情，它以最严苛的方式淘汰那些投机和懦弱分子。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够坚守信仰。即使是参加党的一大的13位代表，也要接受大浪淘沙的考验。其中的3个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都先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投身敌对阵营，甚至投靠外国侵略者。历史无情也有情，更多的共产党人，则始终坚守信仰，做出的是另外一种选择。
龙华监狱，1927年北伐战争以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建，是当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地方。从1927年至1937年间，在龙华监狱殉难的革命者难以计数，其中有据可查的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和著名人士有近50人，包括彭湃、罗亦农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作家。他们牺牲前，或受尽酷刑折磨，或被许诺高官厚禄，敌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背叛中国共产党。但他们都毅然选择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龙华监狱只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20余个关押杀害革命志士场所中的一个。
“目前的中国，固然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绝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这是多次收录于中学语文课本的《可爱的中国》，它的作者是方志敏。1935年1月，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在北上抗日途中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的回答是：“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什么先烈们能够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因为他们是顶天立地的人，信仰就是引领他们前进的天，人民就是支撑他们奋斗的地。
历史永远记住了1935年5月29日的那个清晨。一昼夜奔袭240里的红四团的勇士们，抢下泸定桥，在挽救几乎陷入绝境的长征队伍的同时，也创造了生命力量的奇迹。中国共产党人生命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战役，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牺牲者中，就有红34师师长陈树湘。
湘江边7天的恶战，使红34师从8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虽然完成了掩护主力渡湘江的任务，但红34师也被敌人阻截在湘江南岸，陈树湘向全师发布了最后的命令：寻找敌兵薄弱的地方突围，到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在数十倍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红34师全师尽没，陈树湘也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被敌人搜获。
石马神村，位于通往道县县城的官道旁。当年，国民党民团士兵就是经过这里，抬着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去邀功请赏。这位老人身后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小庙就是陈树湘牺牲的地方。如今，老人还清晰记得70多年前那个惨烈的故事。
【同期】88岁湖南省道县石马神村村民许英：从那里头抬着一个当官的出来，国民党的兵抬着他到城里去，这个当官的他就不想走了，他就在这里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就扯断了，在这里牺牲了。
断肠，通常作为一种形象的说法，被人们用来形容极度痛苦。然而，对于陈树湘来说，这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一种崇高的选择，他选择用这样悲壮的方式实践自己的诺言：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回忆，当年和红军作战失败后，他曾经同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问自己的将领，谁能在缺衣少食、围追堵截中把这样的队伍带出来，而且依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和强悍的战斗力？还不早把人带跑光了？红军为什么打不散，散了还会回来，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每一个兵，都信仰他们的主义。
信仰的宗旨
70多年前的1938年，就在这条通往延安的小路上，一行人匆匆地赶着路。尽管他们已经这样连续走了两个多月，但每个人的脸上，还是洋溢着期待与兴奋。两个多月前的7月6日，年仅17岁的于蓝谎称要去天津参加同学的婚礼，带着继母给的五块钱从北京出发踏上了追求自己信仰的道路。这一走，就是1000公里的路程，用了两个多月。在接近延安的时候，懵懂之年的于蓝渐渐感受到了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鱼水关系。
【同期】表演艺术家于蓝：到那就知道了，人家老百姓主动给你做饭，也不要钱，那你就明白了，就是跟共产党的关系很亲密，所以这钱也不要我付呀。
于蓝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夏日的傍晚，马轻快地奔驰着，我感觉这一切是那么新奇而又神秘啊！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无数青年前往延安的必经之处。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室，从1937年4月到8月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在这张编号804001的桌子前，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登记在册的前往延安的人数就达2288人。在他们当中，据统计，出自官宦及富有家庭的人超过1/3。这其中就包括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袁世凯的外孙张象耆，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张学良高级幕僚高崇民的儿子高存信，以及众多东北军将领的子女。
奔赴延安的人们，看到的共产党人，是无处不在的对崇高信仰的躬身实践。一位当年访问过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在回忆中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那么，弥漫在空气中的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气息，又是怎样呈现出来的呢？
张思德，一个在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的老同志，曾经在战斗中一人夺得敌人两挺机枪，多次负伤。经历三过草地的长征到达延安后，他的职务还只是一个班长。1942年部队整编，他又到中央警卫团当普通战士。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打扫卫生、铺石垫路、修补窑洞、编草鞋、喂战马。1944年，他主动报名到离延安70多里路的安塞县生产农场烧木炭。一天，炭窑在雨中崩塌，危急时刻，他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土里牺牲了。
他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留下大功大业，唯一留下的这张照片，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上去像一个四五十岁的普通农民。然而，他却拥有充满幸福感的开心笑容。这个笑容让人动情，让人看到了普通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宗旨。
没有实践的信仰是空想，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所有奋斗，贯穿了一个什么样的主线呢？那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高中一年级，十五六岁的年纪，除了学业的压力和跨过青春期的小小烦恼，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需面对多么重大的人生考验，然而，65年前，那个同样15岁的女孩所面对的却是一次生死抉择。比刘胡兰大3岁的白天广老人，当时就站在周围的乡亲们中间。
【同期】82岁刘胡兰村村民白天广：当时国民党兵上去推刘胡兰，刘胡兰甩了他一下，我能走，几步就到了铡刀面前，那时候戴了个白毛巾，她把毛巾重新裹了一下，把毛巾弄好以后，她就看了一下，把群众看了一圈，她一下就扑到铡刀里头。
人们在为刘胡兰惋惜的同时，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15岁的小姑娘，是否真的明白，她毅然放弃生命要坚守的，要获取的，到底是什么？1947年，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当时已经是预备党员的刘胡兰在文水县县长顾永田的领导下参加了这次土改工作。农民得到了土地，让刘胡兰亲眼见到，共产党给她的穷乡亲的生活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同期】刘胡兰纪念馆副书记陈湘平：当时我的爷爷的大哥，我们也叫爷爷，和刘胡兰一块儿就义的，叫陈树荣，这个人一辈子不信神不信鬼，但是那一年呢，他专门烧香磕头，刘胡兰就问了，哎，陈大爷，你今天是给谁烧香，他说我不是给神烧香，我是给（共产党的县长）顾永田烧香，就说明咱们共产党那会儿的政策就深入到这种情况，最贫苦最穷的农民当中他知道共产党好。
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人民群众用小米哺育了苏区、边区、解放区，用肩膀支撑起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用无数子弟的鲜血，染红了党旗、军旗和新中国的国旗。
信仰的胜利
在这样富有时尚气息的休闲娱乐场所，人们惬意地饮茶、观景。在轻松享受生活的人们，是否还记得另一个场所，一个和今天的美好生活反差巨大却又息息相关的场所？
渣滓洞、白公馆，关在这里的革命者，大多被捕于1948年下半年。正是在这些革命者被关押期间，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已经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建立了。一周之后，这个消息被黄显声将军通过报纸得知，传达给狱中同志，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这样的情节。
【同期】电影《烈火中永生》，江姐等人绣红旗。
电影中的情节，是艺术家们根据真实历史创造出来的，实际上，绣红旗的是罗广斌、陈然、刘国志、丁地平等关在白公馆平二室的男同志。他们用被面做红旗，黄纸做五角星，根据想象制成了这面五星红旗。
【同期】“11·27”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这面红旗做好了过后，他们在监狱里头传出了几句话，我们也有了一面红旗，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含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这个话传到我的耳朵了，那时候天天背那两句话，在我的心里头，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抬着我们的红旗去，含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好像生怕把它搞忘了一样，一天到晚在背它。
绣好的红旗藏在楼板底下，大家多么希望，能够亲自迎接新生活的到来！然而，1949年11月27日，到来的却是残酷的现实：大屠杀开始了。
最终，207名同志在11月27日这一天被屠杀，三天之后，重庆解放。包括郭德贤、罗广斌在内，仅有35名同志幸存下来。1949年12月4日，郭德贤应组织安排和其余幸存同志一起，回白公馆收殓烈士们的遗体，在白公馆二层的楼板里，大家找到了珍藏在此的五星红旗。
【同期】“11·27”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当时我们几个人把红旗一掀开，我们嚎啕大哭，我们不住地喊，我们不是说好了，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要抬着我们的红旗，去迎接我们的党吗？
在中国近代史上，怀抱各种主义和信仰的政党，似乎都相信自己拥有未来，为什么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未来呢？因为，在信仰的碰撞和交锋中，共产党人信仰的不仅是真理，还在于他们能够前仆后继、舍生忘死地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就像著名的夏明翰烈士在他的就义诗中说的那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正是一批又一批的“夏明翰们”的舍身奋斗，才使信仰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文字，不再只是口头上的声音，不再只是思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鲜活的目标，而且越来越近。
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未来，是由不同阶段的目标连接起来的。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勇往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竭虑以成之。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不顾一切地向这些目标挺进。终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第二集 壮志换新天
序
这是62年前的1950年3月18日，刊登在《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八期上的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信的末尾，是留美学生署名，一共是53人。
而就在公开信发表前的1950年2月底，这封信的发起人已经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驶离了美国的旧金山港口，这个26岁的年轻人，叫朱光亚，他已经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如果留在美国工作，他将拥有什么样的生活，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和其他留学生，偏偏要回到贫穷落后、百废待兴的祖国。今天有些人或许很难理解，但在当时，朱光亚的理由不仅充分，而且是那样充满激情。
【同期】朱光亚儿子朱明远：这个信念他一直是有的，就是为新中国。你要是问他为什么，这就是应了他那个好朋友叫彭桓武，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就是科学没有祖国，但是科学家有祖国，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海内外所有的炎黄子孙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期待。怎样回应这种期待，对中国共产党怎样践行自己的信仰，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人用28年的时间证明了自己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应该怎样去建设一个新世界呢？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自己的信仰之旗上，抒写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