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峰会折射西方大国“新合纵”

其次，它是西方大国共同应对“后危机时代”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新变化的需要。新兴大国不仅群体性崛起与后来居上，而且还以“金砖国家峰会”(BRICS)等机制联合互助，在全球经济、气候、网络治理与地缘战略(中东北非、亚太等)上与西方大国据理力争、展开“集群博弈”，共同挑战西方主导权、共同改造国际体系与秩序。面对“大敌当前”，西方大国的集体危机感与焦虑感上升，美欧日遂强化经济、政治、安全大联合，假手TPP与TTIP，共同整合并争夺大市场，企图共同主导国际经贸新规则与新兴产业新标准制定权，进而压制新兴大国发展空间。英国《金融时报》就此发表《美欧应以贸易“延寿”》的社评等文章，强调美欧启动TTIP谈判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契机，有助于它们深化经济联系和携手延长对全球经济的主导。美欧通过整合市场，将可凭借联合在一起的影响力，确保自己仍有能力为世界其余地区设定市场标准。尽管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但TTIP将延缓该趋势对大西洋地区影响力的冲击。而欧盟和美国联合的商业实力，也将让它们抗衡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

进一步而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大国关系演变存在三条线索，分别是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西西关系”)，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新新关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西新关系”或“新老关系”)。对国际体系而言，“西新关系”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线”；而对西方大国来说，“西西关系”就是其“生命线”，其战略价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加。“生命线”对西方大国变得更加重要，其中，美欧之间开展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全面协作；美日之间强化经济(TPP等)与安全捆绑；欧日之间开展经济合作与安全对话，北约(NATO)与日本联合研发新式战机，日英加强情报交流。西方大国的双边与三边(G8中的G7等)合作同步加强，力图协调一致、共同应对来自新兴大国的“历史性挑战”。

再次，它是美国外交与国安团队新变化使然。反映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关键的人事任命上，不仅新国务卿更加注重欧洲与中东，而且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比前任多尼隆对中东、欧洲更感兴趣。人事的变动必然体现在对外战略重点的调整上，即从希拉里时期的全力“重返亚太”与对亚太“一头沉”，调整为克里的“重返欧洲”和对“转向”亚太在一定程度上的减速，美国正在加大对欧洲大西洋盟友的战略投入，更多关注欧洲及中东，更加注重平衡其全球地缘战略布局，而近期其对亚太的“喊话”可谓虚多实少、虚张声势、力不从心。

第四，它是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的大国外交“回调”的反映。即从之前的“喜新厌旧”与重点结交新兴大国，大力发展“新伙伴”如中国、印度、印尼等，势必冷落“老情人”与旧盟友，转向重新发现乃至提升“老伙计”的价值，力图“鸳梦重温”。

面对西方大国之间紧锣密鼓的“新合纵”，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理应高度重视、准确评估、有效因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