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的牛头角下邨

新建的牛头角上邨廉租房群落

拆迁前，牛头角下邨旧楼里的长走廊

在香港160个由政府兴建的公共屋邨中，牛头角上邨显得与众不同。

这个廉租房群落背山面海，6幢高层住宅豪气地盘踞着半个山头，为近5000户草根人家提供了租金低廉的住所。

自2009年夏天落成以来，它已经迎来了国内外数十批访问团体。其中有海外建筑专家、台北市长，也有中国内地城市规划和住房建设部门的官员。但很少有人了解，在这个“示范屋邨”的背后，曾有过一场持续了9年的官民交道——先是拉锯博弈，后是互动互信。

这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原本是邻近的另一个廉租房群落——牛头角下邨的老住客。11年前，香港政府主导的浩浩荡荡的重建步伐，踏进了那个“修无可修”的老旧屋邨。7幢大楼将全部拆掉，上万名居民却不愿意服从政府安排，离开自己生活了数十年的老地方。

在社工的帮助之下，一群居民凝聚起来，走进了政府大楼，与政府沟通，表达意见。僵化的行政程序逐步松动，官方最终“顺从民意”，一群居民如愿就近安置。

新旧更替之间，这些底层市民的家，仅仅挪动了10分钟的路程，从原本的牛头角下邨，搬到了上邨。

“重建、搬迁、安置总是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很难尽善尽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当年手执决策大权的香港房屋委员会（简称房委会）前主席郑汉钧表示，“但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之下，能帮助市民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感觉很安心，很安心。”

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

牛头角位于香港九龙半岛的东部，因所处港湾酷似一只牛角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在这里兴建成片的公共房屋。地势偏远的海边地皮上，20多幢火柴盒一样的中层建筑拔地而起。为了方便管理，政府将之分为上邨和下邨，其中，下邨又划为一区和二区。

到了80年代末，一批早期公屋已渐渐老化。负责监管房屋政策的香港房委会发起“整体重建计划”。推土机往前开动，50余个老屋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住客四散，按照政府安排，分头迁到不同的新屋邨。

直到推进到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推土机突然碰到阻力。上邨与下邨一区的老房子已经先后拆迁，二区的住客却拒绝再一次重复政府的搬迁模式。

2001年1月8日，数十名居民来到香港立法会前的皇后像广场，向议员递交信函，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原邨安置”。这些居民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在铁栏杆上挂起一条黄色横幅，上面贴着他们用粉红色A4纸拼贴而成的一句口号——“我有权利原邨安置”。

“年轻时我适应力很强的，但人老了，要搬到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环境，我都不敢想象了。”如今，坐在新家之中，78岁的何回忆着当初走上街头的原因。他头发花白稀疏，说起话来已经有些吃力。

1967年，何和妻子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搬进牛头角下邨二区。早在1949年以前，这个矮小瘦削的男子就独自从广东来到香港，凭着双手制鞋谋生。

一年之后，当时才8岁的李达旋也跟着父母和兄长搬入下邨二区的另一幢楼房。这个大家庭一家8口，父亲在街头摆摊为生，母亲在酒楼里当洗碗工。

李达旋至今记得，牛头角当时“一片荒芜”。在他们的新家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铁皮工厂，不远处是一个制作酱油的大酱园，生活设施寥寥无几，通往市区的公交线路只有3条。

成千上万户家庭陆陆续续填满了“火柴盒”，这一片港湾才渐渐有了生气和商机。一些居民在楼下摆起了小摊，卖蔬菜水果、香烟报纸，也有人开起了大排档和茶餐厅。李达旋亲眼看着商铺一间间增多，一片厂房变成了地铁站，大酱园上盖起高级私人公寓。

一转眼，30多年过去了。

2000年前后，当拆迁的消息传入下邨时，牛头角已经成了一片旺地，与居民相伴多年的廉租房则开始老化破损，房子墙壁渗水，石灰脱落，一些地方甚至钢筋外露。香港政府迫切希望为这片地方打造一个全新的面貌。

但眼看着上邨和下邨一区的老住客分头搬到一些较偏远的廉租房，李达旋却不想再做一次“开荒牛”了。在这套老房子里，他读书，恋爱，结婚成家。

何也步入了晚年。膝下的儿女一个个成人离家，他与妻子退休在家，每天的日子就围着熟悉的屋邨转悠。那时在下邨二区，与何一样年逾六旬的老住客占了整体居民的1/3，4500多户人家中，超过1500户是独自居住的一老或两老。

何的邻居，便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老太太记性不好，时常忘带钥匙就出门，干脆把家里的备用钥匙放到何家。每次生病了，年迈的她还要拜托何打电话到医院预约门诊。

老屋邨里，相识几十年的邻居早已成了朋友。推开家门，那条百米长的走廊就是楼里最热闹的地方。在水泥地的过道上，李达旋曾与小伙伴追逐打闹，放几只拖鞋当分界，就打起乒乓球。大人们喜欢在那里闲坐聊天，或是搬出桌椅，搓一台麻将。

“人上了年纪，最难受的就是离别了，无论是离开一个地方，还是离开人。”何说。拆迁之前，邻家的老太太总对他念叨：“以后我们两家人还是要住回同一幢楼。”

但对政府部门而言，将居住在7幢大楼里的居民集体地就近安置，是件奢侈的事情。房委会及其执行部门香港房屋署那时正紧紧盯着一个倒数时间表——作为“整体重建计划”的最后一个屋邨，牛头角的重建工作应在2005/2006年度完成，而下邨二区的居民必须在2003/2004年度彻底迁出。

在这个讲求效率的城市里，政府早已习惯“如期完成任务”。

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事实上，对推土机前的官民纠纷，香港政府早有应对机制。

当时，对每一个纳入“整体重建计划”的屋邨，民政部门都会出资购买一家民间机构的社工服务。社工搭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向居民传播政府政策，同时协助居民向官方反映意见。负责牛头角下邨二区重建工作的，是来自香港著名的民间机构——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的社工朱淑芬。

2000年夏天，朱淑芬第一次来到牛头角下邨，很快发现一群居民就像“盲头苍蝇”。在香港媒体的报道中，牛头角屋邨是一个“三多”社区，“老人多，穷苦人多，残疾人多”。面对拆迁，有意见的底层市民“完全不知如何入手”。

这位女社工拿起了大喇叭，每隔几晚便在屋邨内最热闹的走廊里举行一场“咨询会”，介绍基本政策之余，她也认识了一群居民。很快，20多个老住客便聚集在圣公会设在下邨的办事处里，其中有何等老年人、李达旋等中年居民，还有不少家庭主妇。

街坊们开始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到就近安置。商讨怎样向政府表达意见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必须平和一点，心平气和地和官员谈一谈。”一个居民说。

“你这样人家不会理睬你的呀，我们要多找些人，去叫口号，去吵一下！”另一个居民却主张要“激烈”。

朱淑芬这时便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那时已有10年工作经验的她参与过好几个拆迁项目，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了如指掌。她向居民分析说，那些出来接见市民的人，一般只是政府部门里的“虾兵蟹将”，骂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相反，要和他们“摆道理”。

“我们要原邨安置，也不能这么横蛮，得先找一个可以安置我们的地点。”在社工的引导下，李达旋提出自己的看法。

通过朱淑芬的联系，2000年年底，香港规划署接待了这群打算自己找新家的居民。这个政府部门负有向市民公开土地规划信息的责任，为了迁就大家的下班时间，官员特意将见面定在晚上8点。

在一间会议室里，规划署的一名中层官员带着手下的几个规划师，与十几位居民围坐在大圆桌旁，对着一叠资料，仔细地介绍牛头角一带的规划情况，以及土地归属。在一张规划图上，居民们发现，牛头角上邨拆迁之后，那块土地仍然归属香港房委会，并计划在未来再度兴建公共房屋。

“这真的有了一线曙光！”未来的新家有了可能的落脚点，李达旋兴奋异常。

大家开始研究各种向政府反映意见的途径，寻找官民之间的“中间人”。朱淑芬每天忙着联系不同的政府部门、各派议员以及关注公屋问题的民间组织。做营业代表的李达旋时间最灵活，就忙着参加各种会面。

可最初，行动的效果并不好。李达旋常常被议员泼冷水，“不好意思，我45分钟后还约了其他市民，你可以快点说吗？”“政府为什么要给你们这块地呢？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可能不同意啊！”

约见基层官员，听到的又总是基本政策。“他们说来说去都是那一句，带着我们游花园，游到晕了也没有答案。”居民们那时都把官员叫作“录音机”。

大家开始变得沮丧。朱淑芬这时又试着引导：“他们不回答你们是正常的。我们不如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官员不能不回答你的问题呢？”

李达旋认为，争取的东西“实在很大”，“地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钱啊！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成功的机会真的不大”。

说话向来慢吞吞的何这时也激动起来，在这位老人看来，他们跟政府谈判，“最大的筹码就是一群邨民”。

但怎样反映上万名街坊的意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挨家挨户做调查问卷了。”

“全邨调查问卷”立即启动。“每一户都有权利和责任来表达意见！”他们强调。为了把问卷分派到4500多户人家，100多名居民行动起来。白天，老人家先把问卷派到每家每户，年轻人下班回邨，再逐家逐户回收问卷。

两个月下来，收集到的问卷超过2500份，其中超过90%的住户表示，希望集体就近安置。“这好了，如果你不让我们一起搬，我们就赖死不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