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差，可能引导医生治病盯住“短平快”

讲述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生 刘彦国

“医患关系紧张，最终受伤的是病人。因为它可能引导一些医生有意无意地‘躲避’危重病人，倾向于很保守的治疗，并且看病盯住‘短平快’。有时，可能会让治病成了‘但求无过’的表面工程、短期工程。”刘彦国医生这样概括他眼中医患对立的“毒果”。

刘彦国医生告诉记者，医患关系不好，首先会引导一些医生“挑病人”。“当手里同时有几十个病人的住院条时，那些危重的、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并发症多的、手术难度高的病人，就可能被‘婉言相拒’。”

他表示，在一些专科医院，这种现象相对更明显，由于其本身的辅助科室不好，更倾向于接收简单的病人。“所谓‘简单’，就是手术好做的、偏早期的、病变比较小的、年龄比较轻的、身体底子好的。这样，病人能很快出院，家属高兴，医生也没有被骂、被打的危险。医患双方‘皆大欢喜’，问题是被‘挑出去’的病人怎么办？”

让治疗变得小心翼翼，是刘彦国医生眼中的第二个“毒果”。因为“医生常常会把医疗的风险性搁在第一位，而将疗效搁在第二位，这不正常”。

他举例告诉记者，在给肺癌病人做化疗时，如果严格按体表面积算，某种药用到150毫克，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但150毫克显然提高了严重毒副作用的风险系数。“这时，医生会怎么选？如果医患双方很好沟通，对于毒副作用彼此有‘共担’意识，那么，肯定要首先保证疗效；但如果遇到比较‘矫情’、难以沟通的家属，很多医生会以‘不出事’为首要原则，把剂量适当降下来些。”在刘彦国医生看来，医疗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疗效，“为了所谓的‘安全’而减少剂量，对病人是好是坏？难说。”

保守不止体现在用药上，刘彦国认为，它甚至让医生对病人说话，都越来越像“外交辞令”。

“比如放在10年前，当你肺里有个小结节时，如果有90％的把握是良性的，医生会告诉你‘没事，记得3个月后再做个CT，观察一下就行’。这对病人是极大的宽慰。”但在医患关系紧张时，越来越多的医生不再用这种“担风险”的说法了，他们会考虑到哪怕1％的可能性，把一切小概率事件都说给你听，以免被“算后账”。

“当你检查了一大通，医生还只用‘可能是……也可能是……’的句式时，病人会怎么想？其实，医生比病人更怕‘误诊’，为了不惹麻烦，只有用排除法‘买安心’。”

然而，刘彦国医生眼中最大的医患对立“毒果”，恐怕是治病在一些医生那里，正在变成面子工程、短期工程。

“拿我们常做的肺癌手术举例吧。医生在给一个肿瘤病人做手术时，如果肿瘤与周围结构‘粘’得比较紧，一个职业精神比较强的医生，会非常仔细地剥离肿瘤，一定要把它切除干净。但代价是手术时间长、创伤面大，而且会增加术中大出血和术后迟发出血的风险。这时，如果病人家属不好说话，对这些副作用和风险性全然不理解、不接受，有的医生宁愿安安全全地把肿瘤剔除下来，手术时间短，病人创伤面小，术后恢复还快，病人和家属都能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后者可能过3个月肿瘤就复发了，而前者，也许3年都不会复发。

“3个月还是3年，对病人性命攸关。当治疗被迫成为面子工程、短期工程时，谁之过？谁受害？”刘彦国忧心忡忡地反问。

舆论环境苛刻加剧医生流失

讲述者：天津某三甲医院住院医生 钱江（化名）

“学医，你后悔么？民生多艰，医患积愤，当善良一点又一点因冷漠和怀疑消退，当生命一次又一次受暴力和野蛮的威胁，你还有什么坚持下去的理由？”这是一位医生目睹频发的“伤医”事件后，在自己的微博上抒发的慨叹。

频发的“伤医”案不仅令一些医生心寒，也导致不少医学生不愿从医。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八成医生表示不愿让后代从医，未来的优秀医生可能正在“流失”。

在天津某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钱江看来，职业“悲观情绪”在他身边的同事和实习学生中，“比例非常高”。“甚至有因为失望、担忧而不再从医的。”

谈起当下的医患关系，钱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不是单方面的原因。“我承认，确实有一部分医生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有问题，但多数医生主要是因为工作负荷量太大。”

钱医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其实，全国大多数医生的工作强度基本上是一样的。每天的工作量巨大，从上午7点半上班开始，到干完活，一般很少有准点下班的时候，很多情况还需要加班。如果碰上值夜班，24小时上班则是常事。作为一名医生，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恐怕是所有从医者最无奈的。在这样高负荷的工作状态下，医生对自己的每项工作还必须细致、细致再细致，因此，医生的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问题，很多临床医生基本上处于亚健康状态。医生需要被理解。”

在钱江看来，另一个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是老百姓对医生的收入存在误解。

“医生这一行，对专业素质的要求非常高，并且所需的学历越来越高。”他告诉记者，他身边的本科生毕业基本上找不到工作，多数医院都要求有硕士、博士学历，尤其是三甲医院。从医学院毕业到真正开始工作，即独立值班、管病人，都在三十一二岁以后。

“在天津，我刚工作的工资也就是2000元左右，高收入的医生，差不多都是45岁以上的年龄了。”他说，“比较而言，其他行业可能本科毕业就能去工作，干到30几岁，或许已经是中层，收入可观，至少养家糊口的压力不如从医者大。医生的投入和产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成正比。这也是我和我身边的同事，不愿让自己的后代从医的原因之一。”

钱江告诉记者，他认为医生的流失现在还显现不出来，但10年后，恐怕医护行业的人才流失“会让人震惊”。“那时就不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了，是没有人看病了，花多少钱也没有医生看病了。”他非常担忧地说。

据硕士毕业刚满4年的钱江观察，现在很多院校的医疗专业，已经出现了“高考招生招不满，即使勉强招满，也没有特别优质生源”的局面。

“加上现在的医疗环境，刚毕业的医学生严重缺乏适当的临床锻炼，医院和上级大夫无法放手让年轻医生进行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技能的转变，从业时间自然要‘延后’，这样的结果无疑又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医疗环境；当有经验的老医生逐渐退休，年轻医生又接不上时，就可能造成医疗技术和优秀人才断层。”

要解决医护人才流失问题，钱江认为，国家加大投入是首要的。“公立医院既然有个‘公’字，就应该具有公益性质，由国家出面扶持，而不是自己去追逐利润。现在，国家对医疗方面的投入偏低，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以药养医’。”

他认为，只有医生的待遇与其劳动价值相匹配以后，医生才会愿意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悉心对待患者。

“舆论环境也很重要。现在很多人质疑医生、为难医生，一大原因是公众不了解这个行业，而个别媒体的‘挑动’、‘渲染’，又造成医生形象下降。”他说。

“我觉得医患关系整体上是好的。在最容易‘医患冲突’的急诊室，我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明辨是非。其实到了医院，病人对医生的尊重与依赖是很明显的。个别不通情理的人肯定有，但各行各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人，几率差不多。只是医患矛盾被渲染得多了，让人特别注意了其中‘冲突’的一面。”     实习编辑：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