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和解

问：听说您的父亲对你们很严厉，你们与他和解了吗？

莫言：我跟我父亲基本上是一种父子关系，我们跟他也没有矛盾，就是一种恐惧、怕的关系，我父亲太威严了。（为什么？）这个我想有教育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教育的原因就是山东是孔孟之乡，山东的礼教决定了父亲是这种尊严、威严，严父慈母。父亲在儿女面前就是应该不苟言笑，这是这种传统的大家庭的父亲一直扮演的形象。你看到《红楼梦》里面的贾政，就可以看到很多山东许多越是有点文化教养的家庭里面的父亲形象。

第二个是社会原因。当时我们家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的地位非常之尴尬，如果好的话只是个团结对象，不好的话就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你要做出比贫下中农出身好的人加倍的努力才可以获得作为一个人的生存的机会，否则就是一个坏人，地主富农那要劳动改造，敌人。所以迫于这样的压力，第一是要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把所有的荣誉、好处都推给别人、让给别人，把所有吃苦的事都揽到自己这来，然后要忍气吞声，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我想他在外边受到了很多的压力和屈辱。

回家之后又是家徒四壁，一群孩子衣衫褴褛，嗷嗷待哺，上边有老人，下边有这么多的孩子，破房子四处漏风，随时都会坍塌。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他对我们有好脸，让他像现在北京的独生子女的父亲对孩子那样娇纵、娇生惯养，那是不可能的。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我父亲只能是那样的。后来我们年纪大了，我父亲也意识到当年对我们过于严厉，但是更多的是我们作为子女，更多地理解我父亲之所以是这样。如果换一个位置，如果我是我父亲，在那个时候，我的表现甚至还不如我父亲呢。所以这个矛盾是早就不存在了。

文学意义上的故乡

问：您现在还经常回故乡吗？

莫言：现在每年都回高密，坐火车5个多小时就到了。到那儿也是一个客人了，当然我自己心里觉得回故乡很亲切，但是你感觉到一切都变化了。首先所有人都对你那样客气，所有人跟你有距离的感觉，不像当年我们在一块儿都是农民，认识的问题很多都是一致的，现在肯定不一样了。老人见到你恭恭敬敬地，这个孩子总算混出个人样子来了，混好了；年轻一点的，我作为他们的叔叔辈的，他们也没什么话要跟我们交流的，见了面说几句话就跑掉了。这种隔膜肯定还是存在的。

所以我的故乡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的理念，文学的想象，只能说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是在记忆中的真实故乡的基础上，加上许许多多的外来素材虚构起来的一个故乡。故乡在不断地扩展、丰富，从山川树木河流，到人物到事件，许多都是从外面拿过来，移植过来的。

比如说我的小说《生死疲劳》里面一个元旦之夜，在县城广场上，万众欢庆，大雪纷飞中辞旧迎新的这么一个场面，在高密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大广场，也更没有这么一个倒计时的铁塔，也更没有这么多人在舞台上载歌载舞，欢庆新旧交替的零点时刻。这恰好是2004年底我在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市和一些记者亲历的情景。那我就把那个移到高密东北乡来了，读者谁能知道呢？在将来小说中，这种移植和借用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保证创作能够继续的重要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