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运行机制走向僵化

变成了少数人的政绩秀场

大二的社长改选中，李心月（化名）觉得自己把握很大，但这时，上一任社长“善意”地提醒他，她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应该给社团的主管老师“意思一下”。

李心月拿不准该送多少，犹豫再三，送了2000元，结果那个老师执意不收。

她又去问前任社长，前任社长告诉她，这说明那个老师已经收了别人的钱，答应给人办事了，而且，别人送的肯定比你多。

她半信半疑。后来，在社长竞聘会上，匿名投票结束，她的得票最高，比第二名多3票。然而，综合投票与学校、社联意见，最后的任命结果出来，却是另一名同学当上了社长。

“这件事让我彻底失望了。”从一开始她就发现，在这个由学校直管、有600多名成员的大型社团，竟有着机关一样森严的层级和议事规则，“每个人都只向自己的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下级’则吆五喝六。”每逢过年过节，部员要给部长送礼，部长要给社长送礼，社长要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部员才有望当上部长，部长才能当上社长，而社长则能与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可能获得留校的机会。而进入到社团的“核心圈子”里，是获得保研资格、奖学金和找工作的捷径。

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老师告诉记者，自己曾有一名学生，完全具备了当社团负责人的条件，但这个社团的历任负责人竟然全是某省某市的学生，社团的传承变成了老乡会的内部交易。后来，这名女生落选的理由是“不要女生”，但最后当选的也是女生。“这确确实实影响了学生的积极性。”

刘卫兵说，学生当社团负责人，多数也是希望能够在求职简历上获得加分，让用人单位刮目相看。

曾任北京一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的李悦（化名）觉得，社团的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僵化，很多事情都由社长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兴趣很快会丧失，很多人把社团当成了学生会，出发点就不同了。”

她认为，社团被一些人当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打击了学生活动的热情。还有一些人，创办社团只是为了获得与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接触的机会，负责人只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活动自然变得同质化、单一无味，偏离了最初的目的。

在表面上，社团的数量和成员数仍呈现着某种“繁荣”。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都有200多个社团，以规模大而著称的吉林大学，有多达500多个社团。

研究青年组织学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副教授刘卫兵去过很多高校，他觉得，从教学楼走到食堂，很少有一个社团的活动，海报就能让他眼前一亮——活动的导入方式和举办方式都呈现高度的同质化，缺乏品牌塑造。

在课堂上，他忍不住对学生说，“你们的社团活动别提多乏味了。”

刘卫兵说，在功利化的影响下，社团的负责人组织活动的水平往往很低，都搞讲座，都去请社会名人。

复旦大学哲学系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自己每年都要收到几十个社团的讲座邀请，前来邀请的学生却往往告诉他：只要你讲，讲什么都行。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难道只要请到我去讲座，他们就算完成活动任务了吗？让我去给金融协会讲如何读书，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