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致贫

代课教师的路实际上是越走越窄的，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

胡通彩后来回想，假如丈夫不做代课教师或许就不会招来劫难了。2003年，程兴贵被清退之后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活，原先开朗的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再翻看他喜爱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了。”胡通彩虽然能感受到丈夫的压抑，却很难理解他失去了什么。

沉寂、贫苦正在成为众多代课教师晚年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时间倒退三十年，代课教师多是农村的“先进群体”，头顶着知识的光环。而现在看来，代课教师的路实际上是越走越窄的，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

“朱老师喊他去代课，他就去了。”胡通彩回忆说，丈夫走上代课教师之路，原共和村小学校长朱应槐正是带路人。1977年春节，朱应槐来到山坳里的程家，邀请程兴贵做代课教师。当时程兴贵已经结婚并有了小孩，一家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聘任经过村干部杨家均的确认，就定了下来。

那时，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正艰难走出泥潭，乡村教育停滞已久。在盐津县山区的小学，残破的教室里人满为患，除了适龄学童外，不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学习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学生多了，老师不够了，根本忙不过来。”82岁的退休教师朱应槐仍记得当年教师缺乏的状况，一个老师往往要带几个年级。

1977年3月初开学时，22岁的农民程兴贵正式站上讲台。朱应槐说，开课那天程兴贵穿着卡其布的中山装，脚上穿着新的解放鞋，很是精神。从那时开始，村民无论老少都叫他“程老师”，年轻的程兴贵还有些羞赧。

程兴贵最初代课的报酬是每月10元钱，每课在生产队计入八分工。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以勉强糊口，工资则被家里用来买盐巴、煤油，程兴贵爱抽的“春耕牌”香烟卖一毛二分钱一包。胡通彩回忆说，教学期间程兴贵常常天没亮就起床打着火把出门了，从家里到共和村小学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为了不迟到，程兴贵选择了住校。

随着村小师资的补充，程兴贵到了村里更为偏远的水沟小学任教，工资也涨到了26.5元。1986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极大地提升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了让孩子上学少走一些山路，村里决定在黄泥磅成立一个初小，接受附近三个生产队的孩子念书。程兴贵被指定为带头人，和村民建立起三间土坯瓦房，建成后他就成为黄泥磅小学的校长和唯一的老师。后来，学生多了，老师增加到四人，都是代课教师。

“每天都要把孩子们接送过河，有的孩子太小，往往屎尿拉在裤子上了，他也要负责洗刷干净。”侄子程正平曾是程兴贵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也做了代课教师，成了叔叔的同事。他代课三年后感到自己“误人子弟”就离开了，“不能像叔叔那样耐心，写得好，口才也不错”。

“他勤恳踏实，教学上也很细心。”朱应槐说，程兴贵的工作证明他当老师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记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对“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学生抄袭得高分”现象的不屑，他说“不会为了一点奖金，教坏学生脾气”。

代课教师境况的相对恶化在1990年前后开始加速。那时，外界信息开始影响深山里的人们，不少山民外出到广东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外出的人们衣着光鲜地返乡时，山里的平静打破了。

1995年，程兴贵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35元，与正式教师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悬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们了。因代课致贫，程兴贵的儿女中没有一人念到高中。彝良县长沟小学代课教师张绪贵处境更为凄凉，2009年他的妻子不堪生计窘迫离家出走。等到2011年，考上云南大学的儿子也因家庭穷困退学，只得外出打工。

程兴贵记录下他教师生涯的困顿，在留下的账本中“割肉记账”就有好几个篇目，购买一个7.54元的东西也要“每人摊1.5元”，甚至是迟到被扣一元钱都记录在册。程兴贵一度动摇，放弃了讲台到了文山一个企业里做会计，每月200元。但后来证明，他放不下教师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沟小学。

如今，从程家祖宅望下山去，处处都是村民盖起的明亮楼房。而程兴贵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里也黑黢黢的。